动态企业理论的形成
动态企业理论已成为当今经济学与管理学界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动态企业理论的兴起，有其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同时也直接和主流经济学及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缺陷有关，这些缺陷削弱了新古典理论及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能力。新古典理论在“需求—供给”框架下采用均衡分析方法，局限于静态分析；现代企业理论的契约学派没有完全跳出均衡分析范式的窠臼，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新古典理论的静态缺限，但至多只能说是比较静态的企业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严格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不存在进入壁垒，企业都是价格接受者；在长期均衡中，市场是出清和充分有效率的；企业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信息充分，因而有一个完全确定的对未来的预期。这样，企业被抽象成了一个“黑箱”，是一个将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一定的产出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专业化生产组织，企业成长的动力和原因就在于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追求.企业的成长取决于外生变量，即给定的技术、成本结构和市场条件。企业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市场价格）的状态下运行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效果。显然，新古典企业理论抓住了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企业具有生产功能，但只是简单地将企业视作一个生产函数，未能认识到企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企业内部或企业与外部的联系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同质的，决定企业的活动边界和生产率的变量是外生的，严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是静态的，这样企业自身的能力问题被完全忽视了，“这个貌似无所不能的企业却是彻底被动的”。
始于科斯（Coase）的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企业“黑箱”.科斯认为由于市场交易存在诸如签约、监督相关的交易费用，这样，就有必要形成一个替代性的组织——企业，并允许由企业家权威来支配资源，从而达到节约上述利用市场机制所产生的交易费用的目的，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企业成长的动力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按照科斯的逻辑，市场发达程度越高，则企业成长的动力越低.这与现实明显不符，因为现实中通常是市场发达程度与企业成长呈正相关关系。节约交易费用虽然是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但科斯把这一必要条件当成了充分条件，注意了企业的交易性，忽略了企业的生产性，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
科斯之后，威廉姆森、克莱因、格罗茨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等试图从不同侧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交易成本理论。威廉姆森（Williamson）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个维度定义了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企业边界确定的原则，认为企业是一种连续生产过程的纵向一体化的实体。克莱因（Klein）等人则从契约的不完全和资产专用性出发对“要挟”理论和契约自我履行机制作了进一步分析。格罗茨曼和哈特通过强调资产所有权的重要性，进一步揭示了企业纵向一体化对节约交易成本的重要作用。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虽然对新古典理论提出了挑战，但我们认为它并没有步出新古典理论均衡分析范式的窠臼。科斯的中心论点——在存在交易费用条件下，企业产生于对价格机制的边际替换——仍然是以市场均衡论为基础的。而无论是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还是克莱因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以及格罗茨曼和哈特的资产所有权理论，实际上都不过是在市场均衡范式中做一些局部修正。这样的企业只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同质企业，企业的成长力量是外生的。路风指出：“在这些理论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典型的新古典理论信条：市场是第一位的，而企业是第二位的。”据此，我们把现代主流企业理论——企业契约理论归之为静态理论，充其量算是比较静态理论，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动态企业理论的形成克服了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范式的缺陷，扬弃了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比较静态分析范式，开创了对企业进行动态分析的先河。动态企业理论源于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以潘罗斯（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为形成标志。潘罗斯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写出了动态企业理论的“开山之作”。尼尔森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的经济演化理论则为动态企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企业制度变迁学派从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层面探讨企业的演化成长，核心能力与动态能力理论则揭示了企业演化成长的内在动力，网络组织理论揭示了企业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所有这些理论成果，把动态企业理论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动态企业理论的主要思想观点
（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兴起之后恢复企业在经济理论中主动地位的“第一个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发展理论》日文版序言中写道：把经济体系“从一个均衡推向另一个均衡”的不仅仅是外部因素，“在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自动破坏可能达到的任何均衡的能量源泉”。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进化过程”，一个“非连续历史跳跃”的过程。“资本主义就其性质来讲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不仅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一个“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他对竞争过程的基本性质予以重新定义：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后者较之前者，“其效力之区别就像大炮狂轰与徒手推门之间相比”。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大飞跃。他的“创造性毁灭”的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的观点显然与边际替换概念不相容。他的经典之作使我们明白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当然，熊彼特的理论框架显得宽乏，而把创新主体囿于企业家也招致非议。但瑕不掩瑜，他的创新理论为后来学者研究动态企业理论提供了思路。
（二）潘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
潘罗斯发表于1959年的《企业成长理论》，是一部继承熊彼特传统从经济学角度通过研究企业内部动态活动来分析企业行为的开山之作，也是“基于资源的企业观”和企业能力理论的奠基之作。潘罗斯通过建构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企业成长的内在动力。潘罗斯在《企业成长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企业的本性中，是否存在着什么内在的力量既促进企业的增长而又必然限制着企业增长的速度？这个问题本身及其回答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均衡论的颠覆。潘罗斯把企业定义为 “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她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由资源所产生的生产性服务发挥作用的过程推动知识的增长，而知识的增长又会导致管理力量的增长，从而推动企业演化成长。她认为，组织学习和知识积累能提高企业的资源积累率，而资源及其服务的积累又为组织学习创造了条件。潘罗斯特别强调团队作业的经验积累，认为它是企业的组织资本，起到推动企业内部合作和协调的作用。基于此，她提出管理团队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这些资源决定了企业的管理能力。潘罗斯还认为，企业内部总存在着未利用资源，这成为企业创造能力的重要来源，因此，创新是企业的内生过程，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潘罗斯在继承熊彼特传统的基础上，步出了新古典理论的均衡分析框架，把管理功能作为企业成长的解释性变量，把知识的增加定义为基于内部资源的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力，为当代动态战略管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尼尔森和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尼尔森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他们的著作里，提出动态演化的企业和作为自然选择的市场机制是影响经济变迁的两个关键机制。为了克服正统经济学的局限，重构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尼尔森和温特建构了一个关于企业能力和行为的演化模型。他们认为，企业的基本特征是它具有一系列的 “惯例”（routines）。惯例是“一个组织的技能的集合”，“它可以是指整个组织中重复的活动方式”，即企业在运行中逐渐形成的行为方式、规则、程序、习惯、战略和技术。企业的惯例有三个：
·标准的操作程序（特定的生产技术）；
·投资行为（企业是扩张还是收缩）；
·搜寻行为（发现新的技术）。
其中选择和搜寻是两个关键的要素。搜寻是企业的创新行为，给定一个创新流，选择环境的重要性就突显了，市场是一种选择环境，市场制度是培育创新的进化系统。可见，在尼尔森和温特的理论框架里，企业是动态的，永远处于搜寻和发展之中。尼尔森和温特的经济演化理论为新的经济理论大综合，尤其是为动态企业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新古典综合派在解释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方面捉襟见肘，而经济演化理论却能弥补这些缺陷。
当然，经济演化理论也面临很多挑战。该理论在逻辑性和完整性方面有所欠缺。特别是在运用生物学理论解释经济现象时，漏洞是明显的。纳尔逊指出了两点：一是在理解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和生物基因机制对应的经济机制。生物基因是朝着有利于其生存的方向演化，也就是有其目的性。但在企业中，虽然经理人员的决策有其目的性，但职工的创新往往是无目的性的；二是来自制度方面的挑战。生物的进化有个相对隔离的环境，而演化经济学在研究创新以及技术创新时，不能够忽略制度对技术变迁以及创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