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roudhon，Pierre-Joseph，1809～1865)——第一个自称为无政府主义的人
　　生平及著作
　　蒲鲁东是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 1809年1月15日生于贝桑松一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卒于1865年1月 19日。曾在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后与人合伙开办小印刷厂。 1837年迁居巴黎，从事著述活动。1840年发表《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提出“财产就是盗窃”的论点，蜚声于世。该书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大私有制，认为可以通过保护小私有制摆脱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
　　1846年发表《贫困的哲学》，企图以政治经济学来论证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1848年革命发生以后，开始从事实际的社会改革活动，曾任《人民代表》报和《人民之声》报主编，被选为国民制宪议会议员。 1849年因著文反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被捕入狱，被判3年徒刑和 3000法郎罚款。在狱中写成《一个革命家的自白》和《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1852年获释，1858年在《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一书中激烈抨击天主教会，在再次被捕威胁下流亡比利时。 1862年遇赦返国，继续宣扬无政府改良主义思想。
　　蒲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他首先使用安那其（Anarchy）一词表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他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认为它们维护剥削，扼杀自由。他反对政党，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认为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改革。他的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合成一体，提出一个所谓“互助主义”的救世良方。主张生产者根据自愿原则，通过订立契约进行互助合作，彼此“等价交换”各自的产品。这种空想的互助主义方案建立在小生产者的小私有制基础之上，其目的是形成生产者之间“永恒的公平”，防止他们遭受破产的厄运，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
　　蒲鲁东的学说和政治活动对巴黎公社前的法国工人运动颇有影响。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蒲鲁东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主义 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法国，50—60年代广泛流行于西欧国家并颇具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因其创始人蒲鲁东而得名。蒲鲁东在他的《什么是财产？》、《贫困的哲学》、《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和《19世纪革命的总观点》等著作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蒲鲁东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弊病，都不合乎理性，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模式；主张建立以无息贷款为基础的“人民银行”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根本途径；宣扬阶级调和与和平革命，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反对一切权威。蒲鲁东主义的核心，是幻想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建立小手工业生产制，实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为了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黎公社后，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基本消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
　　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尊敬的先生：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您在信中要我对蒲鲁东作一个详细的评价。由于时间不够，不能满足您的愿望。此外，我手头没有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为了向您表明我的良好愿望，我匆忙地写了一个简短的概要。以后您可以对它加以充实、补充、删节，总之，您可以随意处理。
　　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那部论“世界语言”的幼稚著作，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他缺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废除”了。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在蒲鲁东的这一著作中，风格方面还算强健的肌肉占优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_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勇气，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悟性时使用的机智反论，致命的评论，辛辣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175为例。在出第一版时，它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到尾都是剽窃。然而，这本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曾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呵！
　　假如我手头有蒲鲁东的这本书，那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早期的手法。在他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几节里，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二律背反的论法，并且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悟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悟性所不清楚的事情。
　　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来衡量社会。
　　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种财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给予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la propriété”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类似的著作176中用同样的话所作的回答：“财产就是盗窃”。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盗窃”这个资产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诚实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盗窃”作为对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所以蒲鲁东就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
　　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sophistication”①（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
　　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177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其严格的方式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从这里所说的您可以看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或经济矛盾的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对《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发现，他提出的问题不能用咒骂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他还企图辩证他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发展的手段来代替了。
　　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指出了，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小学生式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是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错误地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的解释看成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