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1921年7月，高鸿业生于江苏徐州，1944年获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学学士学位，1946年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改学经济学。1952年到1954年，任美国贝克莱加州大学经济系助教，1956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被美国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聘为商业统计学副教授。1957年，高鸿业先生响应祖国号召，放弃在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国投身于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教授，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与其他学者共同主编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1962-1964年），介绍和评析现代西方经济学。改革开放初，高鸿业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西方经济学，坚决主张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他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有必要结合中国国情，有分析、有鉴别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有用的部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率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开设并主讲研究生课程《西方经济学专题研究》，与其他学者合著《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并翻译了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第十版），发表了《评萨缪尔逊经济学》，全面系统地介绍、评价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我国公认的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84年1月，高鸿业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办遴选为我国第二批博士生导师，由他直接培养的硕士、博士多达70余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科研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于1983、1987、1992年三次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讲学与合作研究，并被聘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客座教授。
高鸿业先生自50年代起，就致力于研究西方经济学说。他认为，对西方经济学所应 持有的态度是: 否定其整个理论体系，但借鉴其个别论点、方法和概念；对西方经济学中数学方法应持有的态度是: 数学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工具，它可以为正确的经济 学说服务，也可以为错误的学说披上虚假的科学外衣。因此，判断经济学说是否具有科学性，不能取决于是否使用数学方法，而要看其内容是否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他还认为，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用于经济管理的技术方面，也被用于经济学的理论方面，由于前者所牵涉到的基本上是纯技术的内容，所以数学方法取得了有用的成果，而后者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意识形态，所以数学方法的应用往往得不到与实践相符合的结果。因此，不应只看到数学方法在经济管理技术上的有效作用而肯定它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应用的结果，也不应由于数学方法在意识形态上的背离现实的结果而否定它在经济管理上的有效作用。关于西方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在中国的应用问题，他明确指出，西方宏观经济管理方法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价值规律能发生它调节生产的作用，而价值规律要发生调节生产的作用又必须具备至少四个条件，即竞争、有效率的市场、企业行为必须受利润及亏损的制约以及经济活动的水平必须处于资源所允许的范围内。西方国家经济的发达程度及其资本主义性质，使它能具备上述四个条件，从而为宏观经济管理方法提供了实施的可能性。但中国在目前并不完全具备这几个条件，因此，如果想借鉴西方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必须首先使中国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有助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他的上述学术见解对于澄清学术界的认识和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对于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说、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有一定益处。
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名誉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理事，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研究所顾问，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兼职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高鸿业先生，于2007年5月17日上午9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研究贡献
迻译和评论西方经济学的代表性教科书和经典专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为数众多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是有代表性的教科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为数众多的西方经济学专著中是经典专著。应商务印书馆之约，高先生先后翻译了这两部西方经济学名著。
在改革开放初期，萨缪尔森《经济学》中译本的出版，对我国读者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多数读者很难辨别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非。高先生认为，自己的责任不仅是把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而且有责任为中国读者正确导读。为此，除了写作译者序，他从1984年下半年起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上连续发表10篇评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系列文章，对该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评论。后来，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以《评萨缪尔森〈经济学〉》为书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这一专著在当时代表了国内系统研究和评论西方经济学的最高水平，对青年学子正确研读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导向性的正面影响。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的文字，连萨缪尔森等都感到晦涩难懂，翻译成中文的难度当然更大。原中译本译文带有早期白话文的特点，高先生按照商务印书馆的要求，用标准的现代汉语重译了《通论》全书，并对书中许多疑难之处加了重要译注，为我国读者阅读提供了很大方便。为了全面评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正确引导读者研读此书，高先生还撰写并出版了题为《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名著》的专著。
编撰适合中国特点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
作为经济学教育家，高先生深知教科书的重要性，因而十分重视我国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为此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编撰、主编或共同编撰、共同主编的教科书有：《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现代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等。
高先生的教材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广泛参考多种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严格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原貌准确地加以介绍；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评论。这样的教科书堪称是适合中国特点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多年来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这些教材多次获奖，其中《西方经济学》被评为国家级教材。
值得提到的是，高先生已被遴选为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二批教材《西方经济学》的首席专家。令人痛心的是，当这部教材的设计和编写工作即将启动的时候，高先生与世长辞了。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研究并提出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高先生总结了他回国后看到的国内经济学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两个极端：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改革开放前，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偏向于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又偏向于全盘肯定。他认为，这两种态度都失之于偏颇，都不能使我们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他主张，对西方经济学既不能全盘否定，统统骂倒；也不能盲目崇拜，全盘肯定。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高先生对西方经济学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代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总结，具有科学意义。因此，必须反对前者，借鉴后者。他指出：这一论点不但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现实，而且也为西方学者所承认。
在这一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高先生对西方经济学作了三个层次的区分：一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一般经济理论即有关意识形态的部分与西方经济学中纯技术的内容作了区分；二是把西方经济理论的整个理论体系与其中的某些概念、论点和方法作了区分；三是把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论点、概念和方法本身与西方经济学家对它们的解释和运用作了区分。
高先生注意到现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潮流向全盘肯定的方向发展。他说：这一发展很可能带来两点不利的后果。第一，意识形态的混乱。任何社会，要想处于健康的稳定状态，必须具有大体一致的意识形态。否则便有可能陷入灾难性的动乱之中。第二，对西方经济学的误用。即使以西方经济学的有用之处而论，也要看它们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高先生常常为某些学者生搬西方经济学教条硬套中国经济现实的错误做法表示担心。他说：“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前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曾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不要把中国的前途，放在西方经济学的几个方程上。”
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高先生一直注意研究和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他在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很多集中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经济学研究》一书中。比如，针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张，高先生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私有化能提高企业效率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又如，能否把科斯定理作为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高先生明确指出：我国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而在科斯定理中，根本没有公有制存在的余地。此外，关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关于宏观调控等，高先生也有一系列独到的论述，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了自己的贡献
主要著作
1.《评萨谬尔逊经济学》（1988年）2.《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1988年）
3.《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1994—1996年）
4.《西方经济学》（1996年），《现代西方经济学词典》（1996年）
5.《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名著》（2002年）
6.译著有萨缪尔逊《经济学》第十版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7.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