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奖是一项国际性的世界最普及的环境和发展奖（100，000$），每年颁奖。苏菲基金会希望它可以激励为保障一个可以接受的未来而工作的个人、组织、当地团体、领导者和其他人，该奖设立于1997年，由挪威作家约斯泰因·戈德尔Jostein Gaarder和他的妻子Siri Dannevig建立，旨在奖励为人类发展和环境保护作出积极贡献的个人或组织。
　　中国环保人士廖晓义女士２０００年曾获得此奖项。
　　苏菲奖的前获奖者：
　　1998年—环境权利运动(ERA,与Friends of the Farth International)Nigeria在调查石油公司给环境造成的危害过程起到了主导作用，他的调查工作在尼日河三角洲展开，ERA示范了人类的权利是如何同环境和民主的保护紧密相连的，他们争取让国际的公司和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停止对于人和环境的暴力行为。
　　1999年—Hermar Daly(USA)和Thomas Kocberny(Kerak,India)，由于他们将注意力放在全球经济化带来的不利的影响和对资源管理带来的不良后果，对此提出解决方案，他们显示了现在的经济政策使人们贫穷，使土壤贫瘠，他们每一个人的处理方法都对这种发展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从而改变其进程。
　　2000年—Sheri Liao(China),环境记者和活动家，Ms. Liao在1996年3月建立了NGO北京全球村（GVB)，倡导了一系列的环境工程，通过媒体和公共演讲，IT和其它的活动，通过中国的电视和收音机，她动员了上百万的人投身于环境事业。
　　2001年—ATTAC用于援助市民的金融交易税收组织，一种世界范围的先进的运动对不加区别的经济增长提出质疑，他们用了二年的时间，动员全世界的人民要团结和公正。
　　苏菲奖获得者感受东西方环保—廖晓义发言
　　谢谢。我除了感谢以外，我还想说两个字：感动。在难得的周末，大家从四面八方，有骑车来，有坐公共汽车，就为了听跟自己的生活，跟自己挣钱，跟个人的利益没有关系的话题，就是环保。从这一点上来讲，有“同知心”的亲切。今天一来就被大话题吓坏了，东西方环保，在时间、空间上都是那么大的话题，我可能没有力量胜任这么大的题目。但是往前一看，感受那还行。
　　我作为一个在东西方环保领域跑了十年的人来讲，我可以谈一下个人的感受。这个感受从十年前说起，我以前不是环保人士，十年前，我一点环境意识都没有，我的专业是哲学，说的更早一点就是知青。到了云南兵团呆了三年，然后工农兵学员推荐到四川大学，读三年大学以外到六校读书，又到广州读研究生，96年分到我朝思暮想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社会科学院。社科院的条件非常好，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很不错。在那儿待了五年，那是我离开了以前非常渴望，而且终于又进去的地方。这里头有一个地方，我每次经过社科院的大楼我非常怀念。为什么我所谓哲学工作者走出社科院的大楼，永远也不可回去，走到社区了，走到地球村的组织里来呢？这里头有一些故事。
　　最早我在社科院的时候，被环保的事件所震动，进而成为环保志愿者。当时我和朋友商量，他写生态论文，我觉得他太悲观了，说人类恨不得下一千年就没有了，从罗马俱乐部说起。我说人类有这么强的生存力量，他能够解决他面临的问题，包括生态问题，可是我得说服他，我就找资料。到社会科学院情报所找不到一份《环境报》，当时我有一个感觉，作为知识分子这么一个群体，怎么会对这个领域不关注？我怎么会那么长时间不关注这个话题？幸运我从朋友借到两本书，一个是《江河碧水万古流》，那是徐刚写的。我第一次知道我们这个民族面临甚至比政治、经济问题更大的挑战问题，甚至是雷击，也是环境问题，从水到森林到大气污染、垃圾很多很多问题。面临这么一个问题，总得有点行动，一旦你明白以后，你就想做点什么，于是我就开始写东西，把研究的课题转向研究工业化的环境代价。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论文没有人看，虽然是国家一流杂志。偶尔一个机会看到，当时有一个电视系列片叫《憾人的回声》，一共四集，现在看来就是振奋片，是画面和文化，没有特别考究的纪录片，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给予我的，对大家的影响都是挺大的。因为电视毕竟有音乐画面综合的感受，我还不敢拍电视，我想要是给电视撰稿就好了，然后他们就告诉我哪里想拍片子，我就给他们写，写的时候很高兴，后来他们没有钱就不能干。他们说不干，我说这怎么行，后来就找钱，找钱的过程就不用说了，一直到最后和朋友借钱，整个活动了感动基金会，拿到两万元，使这个片子最后完成。完成以后，人家告诉我你就是制片人，我说这就是制片人？就明白制片人张罗一个事，把一个片子拍过来，那是我第一次成为独立制片人，那也挺好。如果我专门做拍环保影片的制片人，也许比我在社科院写理论文章更有意义。
　　我这个人就是被徐刚那些书改变的，一本书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我们有一些电视片，教育的节目肯定能影响很多人，于是那个时候下决心做环保电视节目的制片人。就在那个期间到了美国，因为我丈夫在那里读博士，我去陪读，先是打工，把孩子从半岁带到一岁半。因为在美国人家里，环境语言非常好，后来利考托福，做服务员。因为我白天要去跑，跟环保人员联络，周末给养老院扫厕所，这样可以保证我白天的工作。这个期间终于通过托福，本来可以在我附近那个学校读书，一个教授对我的背景比较感兴趣，因为在社科院写一些书，说我可以作他的学生，做访问学者。学生有奖学金，访问学者没有奖学金，后来我绝对作他的访问学者，在那里读书至少要四、五年，我就特别想回来实现我的梦想，就是我当时在中国拍片子的梦想，在中央电视台开出自己一个环保专栏。那段时间没有圆我的博士梦，博士梦迟早都可以圆，早一点，晚一点都行，但是环保这个事就不是。可能美国的博士遍地都是，中国也不一定就需要一个博士，但是中国需要一个环保人士。拍片子我在美国找不到一些编导帮我，只好自己拿话筒采访，这就开始我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电视制片人的生涯。在这个期间，非政府组织，我在这个过程看到很多，我看到他们的作用很重要，美国30年前比中国糟糕，为什么在十多年好转？就是民间组织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可能我们的经历已经在感受，大家和我共同来感受东西方环保。
　　这些民间组织在环保领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首先它是监督执法。像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环境根本好转，主要是靠法规。可是它的法规为什么能执行下去？因为有监督执法的群体，就是民间组织，以及民间组织后面的公众。美国有一个河湾，有300多个民间组织，遍布在河湾里的地雷，污染者动不动就踩地雷，不敢去排废气，美国环保局执法不严，民间组织就起诉它。96年我去拍片子，管河湾的环保局局长是一个日本人，说周围好几个民间组织起诉他，说水法执行不好，这里头有什么可以协调的，这个力量确实起到推动执法的作用。
　　我们国家环境法规也不少，一条一条什么都有，你说什么法都能拿出来，虽然在法规细则有待探讨，法律宏观层面比较完善。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环保问题那么严重？不是我们没有法规，是我们执法不严。为什么执法不严？是因为民间组织太少了。环境执法是民间组织很重要的功能，在一些国家，就是民间组织的执法力量使环境得到基本的改善。
　　第二个叫做政策建议或者叫监督和帮助政府的政策。政府官员毕竟是少量的人士，他们对于基层的情况不一定那么了解，这就需要我们大量的，我们叫“草根”组织给他们提供咨询，甚至做一些推动，监督哪个政策是错的，哪个政策是好的帮助实施，错的提出批评，做大众的推动力量。美国有一个叫总统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要定期开会，找委员找民间有影响的组织和有影响的公司在一起，后来我讲美国环保有很多问题，但是总体做得比较好，通过这样一些民间组织跟他们进行讨论，他的基本国家级的环保政策就是这样出笼。这样民间组织从各个层面都在对政府的政策进行一些推动、帮助、咨询和监督，他们被称为“看家狗”就盯着你，这个确实起了很多的作用。他们的眼睛、他们的声音，相对独立监督和帮助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再说到东方，说我们国家，政策建议这块还是比较弱。现在一个政府一个政策是通过政府行政系统一条一条报上来，也很辛苦，但是政府部门毕竟有它管理的方法，它们做得怎么样，正确还是不正确，没有另外一股力量给他们参谋，给他们监督，给他们提出批评，提出建议，咱们国家就特别缺少。北京，大家知道密水库据说是首长工程，我们接到科学家的来信，说这个非常愚蠢，人类早就进入生态治河的领域，他们有一些都把水泥板拆了，用草，我们还在用水泥治河，用水泥铺砖非常愚蠢，他们理由为了省水。可是专家都说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水不是由于周围的树和草污染，相反它们起净化的作用。还有从水的渗透情况来，需要一段很长时间，渠刚刚建起来会开始渗，但是会渗到哪里去？不会渗到太平洋，就是渗到地下水，北京地下水本来就缺，这些常识科学家看来，老百姓看来很浅显的道理，但是在决策者意见里就成了不可接受的意见。最后我就想如果中国没有这样一些群体在那里实现监督执法的政策建议功能，你很难避免政策失误，也很难保证一些好的政策能够推行。比如逻辑分类，如果没有民间组织的帮助和说服，一纸政令很难推开，还有节能灯的政策，政府想推，但是没有民众的支持很难推开。
　　我说的西方不仅仅是美国，我去过很多国家，挪威、英国、日本。日本虽然是东方国家，也作为发达国家，他们都有一些群体来实现这个功能。民间组织第三个功能更直接、更普遍、更日常的功能就是大众教育。环境问题是那么普遍的问题，是大家都在制造污染的问题，每个人都是污染源，靠政府部门怎么能完成这个教育的任务呢？比方说，环保局宣教司也就三、四个人，怎么能够完成这么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计算下去，各个层面的环保局的人手也是很少。做这个教育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些草根组织，民间组织。为什么叫草根组织？草根就是多的意思，草根还有和泥土最接近的意思，泥土就是大众，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