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即稳定通货，还须实现外部均衡，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以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
一般地，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内部均衡，以汇率政策实现外部均衡。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工具无法使用。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达到内外部同时均衡，在政策取向上，常常存在冲突。但国际收支逆差与国内经济疲软并存，或是国际收支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时，财政、货币政策都会左右为难，经济学上称之为米德冲突。
米德冲突的产生
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外均衡中的四大目标：外部均衡为国际收支均衡；内部均衡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詹姆斯·米德（J·Meade）认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理论，实现国际收支调节使之均衡的政策，由于固定汇率制度下，贬值和升值都受到极大限制，因而主要采用开支变更政策，开支变更对上述中个目标产生不同的政策效应。在国际收支逆差与通货膨胀并存时，减少总需求可以使二者均衡；在国际收支顺差与就业不足并存时，扩大总需求可以使二者相窜。但是，对于既有国际收支顺差又存在通货膨胀，或既有国际收支逆差又存在严重失业问题，就会发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使开支变更政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米德冲突”在中国
今年中国CPI指数7月份创下1997年2月以来的新高。其中，食品价格涨幅达到15.4%，肉类价格同比上涨45%。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称，中国已进入标准的‘米德冲突’。美国经济学家米德提出的这个概念旨在说明：一国如果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则必须同时使用支出调整和支出转换政策。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将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在中国，通货膨胀和贸易顺差就像跷跷板的两头，官方的经济政策按下任何一头，另一头都将高高跷起。
文章指，一旦中国为了抑制通胀而实行紧缩政策，最后将是国内需求减少，更多的产品在目前的开放经济中到境外寻找出路，接踵而至的又是贸易顺差迭高不下，外汇占款氾滥、流动性过剩、银行贷款冲动。
相反，如果中国要减少正在高位运行的贸易顺差，就必须在国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目前国内的消费和投资，而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将对目前的中国通胀压力雪上加霜，而其它许多针对贸易顺差的政策，在它们改变国内需求前，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编辑]中国应付米德冲突的建议
为避免米德冲突，就需要为不同的目标制定相互独立且有效的政策工具，即满足所谓的丁伯根法则。但是“丁伯根法则”看上去在中国已经碰壁。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药方仍未使高烧不退的中国经济回春。
建议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或许，中国的这种经济政策冲突，可通过国际经济政策合作来解决。但是目前“中国威胁论”仍在全球流行，中国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不到万不得已西方绝不会允许中国进口。而中低端的消费品，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核心的美国，即使任由美元在风雨中飘摇，财政和贸易赤字都在历史高位，也绝不收缩国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对中国来说，与其在贸易顺差和通货膨胀两害中挣扎，不如两者择其轻，实行适度通胀，但前提是，改变目前倾向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大幅提高居民收入，使其高于通胀涨幅，从而彻底改变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