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炼成（1928— ）西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家。195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后统一分配到西北大学任教至今。曾任西北大学党委委员、经济系主任等职，现任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经济中心副主任、省社联副主席、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员。武汉大学等20所国内大学兼职教授，美、日、德4所大学客座教授。何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从事数学和科研工作近半个世纪，除“文革”10年外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先后讲授过7门课程，受业学生近万人，其中博士生65多人、硕士生500多人，本科生5000多人。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和重视，大多数已成为骨干，成为各级领导，有的成为全国著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为此，何教授曾多次受到国家和省政府的表彰，1960年被评为全国劳模，1987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和优秀教师，1990年起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1998年被树为西北大学“师德标兵”，被誉为“一代师表”。近20年来，他先后出版专著10部，主编书35本，发表论文400多篇。在生产劳动理论、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所有制论、价值学说史、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受到全国经济学界的重视，被称为“西部学派”的代表。何教授的科研道德风貌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的基本学术观点，被收集在《何炼成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出版）、《何炼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两书中。何教授的科研成果，先后获过30多次奖励。其中主要有；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成果奖1次，中国图书奖2次，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2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2次，陕西省社科优秀成果奖6次，陕西省教委教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次、一等奖1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次，其他奖10余项。近年来，何炼成教授虽年近古稀，但仍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在教学上仍坚持给研究生授课，在科研上正进行创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工作，力争在21世纪初完成，以此成果来“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2007年被评为武汉大学第五届杰出校友。
　　生平
　　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人,1928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他发愤读书,立志将来做一个大学问家。1947年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在名师指导下,他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中外经济理论,为日后深入开展中西方经济思想打下了基础。1951年8月大学毕业,服从组织分配,奔赴西北大学任教。1953年8月,入中央高级党校经济学班深造两年半。结业之后回西北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
　　他一生未离开过西北大学的讲坛,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西北大学的学子们。数十年来,他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先后讲授过7门课程,受业学生逾万人,尤其是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基础扎实、勇于创新的杰出中青年经济学家。如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英国社科界最高奖学金获得者、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斯的学术传人张维迎,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经济学家魏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调节研究部副部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刘世锦,中国体改院副院长邹东涛,西北大学校长、全国经济学专业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王忠民,均出自他的门下。正因为这么多经济学家出自西北大学,所以有人把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誉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把他誉为“经济学界的西北王”。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何炼成现象”。他在坚持教学的同时,从未放松过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自1956年起,他开始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撰写的《试论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一文在1957年《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产生了较大影响。针对中国政治经济学通行教材中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界定不清楚问题,他于1963年连续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也谈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三篇论文,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的新观点:知识分子也创造价值,应划归到生产劳动者的范畴。这一新的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全国经济学界的一场大讨论,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他被视为“新中派”的代表人物。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也因此遭受挫折与苦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将60年代提出的学术观点整理成书,荣获陕西省社科优秀论著一等奖,其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具体含义》一文,获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80年代以来,他积十年之功,对中国所有制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了“三、四、三”模式,他形象地称之为“飞机模式”,即30%为全民所有制,是导航的机头;40%为集体所有制,是机身;30%为个体或私营经济,是机翼。他认为,所有制结构达到这样的程度,整个经济就可以腾飞。虽然他的这个观点在当时遭到不少与会人员的指责,但10多年来中国所有制变化和发展趋势已经证明了他的观点的超前性和预见性。这些年来,为了寻找中国经济基础发展的良策,他加紧了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对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史的整理工作。他情系大西北,积极为西部大开发献计献策。1997年,出版了50余万字的著作《历史与希望一一西部经济开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还系统总结了自己多年来对西部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向国务院和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了8条建议,均被采纳。目前,他仍壮心不已,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和经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