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以上海为基地的江苏﹑浙江籍人士或江浙两省的大银行和大企业资本集团的总称。是中国最大的财团。银行资本集团以其金融实力成为这一财团的核心。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尤其是银行业迅速发展的产物。此前﹐一批江浙籍官僚﹑买办﹑商人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与日俱增﹐辛亥革命前后﹐开始以地域观念为纽带﹐以公所﹑会馆为据点﹐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短暂的繁荣﹐新式银行业趁时崛起﹐上海地区发展尤为迅速﹐并在全国处于突出地位﹐相继出现一些巨大的资本集团﹐如以申新纺织厂与茂新﹑福新面粉厂为中心的荣家资本企业﹐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大生资本集团﹔以宁绍﹑宏安﹑宁新轮船公司为中心的虞洽卿资本集团﹔以方椒伯为代表的镇海方氏资本集团以及吴蕴初“天”字号资本系统等。这一时期的中国银行业以经营公债和房地产投机的暴利为主要业务收入﹐又有军阀﹑官僚﹑豪绅等的剥削收入为主要存款来源﹐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20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如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民营银行中居领袖地位﹐成为有名的“南三行”。其它如宁波系的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垦业等银行资力也颇雄厚。一些工业资本集团的资本家参与了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加了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这种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的一定程度上的结合﹐被人们比拟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套用日本财阀的概念﹐称为江浙财团。
　　这个财团投资人和主持人的成份构成﹐大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有些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出身于买办或者继续兼任买办职务者亦不在少数。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少集团带有较浓厚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倾向﹐但其民族资本成份则是主要的。其代表人物曾表现过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他们中某些人与广东革命政府有联系﹐也给予过一定的支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人运动的高涨﹐又表现了较强的动摇性和妥协性。特别是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使他们感到恐惧。当蒋介石准备发动“四.一二”政变时许多人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其代表人物陈光甫﹑钱新之﹑虞洽卿等人担任了蒋介石建立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主要职务﹐又以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等人为首﹐集合上海一些主要同业公会﹑商会﹐成立应变组织──上海商业联合会﹐并从银行﹑钱业两同业中为蒋介石借垫三百万元的政变经费“四.一二”政变后﹐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继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并帮助国民政府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蒋介石政权为了自身的需要﹐也对江浙财团给予一定扶持﹐吸收他们中的某些人担任国民政府财经部门的职务﹐承认和偿还北洋政府的旧债。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大量发行国内公债﹐江浙财团的一些大银行从承购公债中获得优厚利润﹐得到畸形发展。江浙财团虽然为蒋介石建立国民党政权起了支持作用﹐但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对这个政权不能起支配作用。随着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加强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江浙财团在经济上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它们中许多银行和企业被兼并﹐逐步地沦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