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银行创办时实收资本50万元，1927年增至700万元。当时最大的股东为安徽督军倪嗣冲和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共占创办时实收资本的56%。
民国时期，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被金融界统称为“北四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华北的金融业务。在北四行的资金运用中，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喜欢购买公债和外币债券；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对购置房地产情有独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则把投资工商业视为“天职”。金城银行曾经明确地指出：银行与工商业本来有着绝对紧密的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才可能发达。金城银行投资民族工业的做法突出反映了近代银行资本渗透、控制产业资本的趋势，它在扶持近代民族工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后世的肯定与推崇。
申明大义的民营银行家
周作民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2月12日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教书先生家庭。父亲周佩香是个举人，以开馆授学为生，家境清贫。周作民自幼随父读书，15岁时转入东文学堂读书，师从著名学者罗振玉。1902年前往广东，进入广东公学，学费由该校教师罗振玉倾力相助。1906年周作民以优异成绩考取广东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两年半后，广东官费因故停发，他只得辍学回国。
1908年秋，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走上仕途。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1915年周作民离开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后又兼任国库课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
周作民一手创办金城银行，为它倾注了毕生的心血。1917年金城银行成立后，周作民充分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业务得到迅猛发展。仅仅经过3年时间，在华北就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3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基础。金城银行通过大量购入北洋政府公债、国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方式，既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渡过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1921年，金城银行与盐业、中南等银行组成联营机构，后来大陆银行也加入。至1927年金城银行资本总额已经增700万元。
北洋政府倒台后，周作民积极向国民党政权靠拢，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在银行业务上，他逐渐将重心南移，并在广州、香港设立分支机构。1935年，金城银行董事会决定由周作民担任总董兼总经理，集大权于一身。1936年1月，金城银行总行迁至上海。
1935年，在国民党政府亲日外交的推动下，周作民曾和吴鼎昌一起率领经济考察团访问日本。回国后，周作民担任中日贸易协会副会长。
抗战爆发后，周作民被任命为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但他很少过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一直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里指挥着沦陷区金城银行各地分行的业务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周作民正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被拘捕。1942年3月，被日军遣送回沪。日方想与他合作，但周作民除了担任金城银行和有关的投资银行职务外，假托身体有病，未出任任何职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对周作民进行恐吓及敲诈，后经过张群、吴鼎昌等疏通，经蒋介石批准，知照有关军、政、司法机关对他进行保护。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迫使各商业银行出售黄金、外汇，向“中央银行”缴存现金。金城银行也被迫交出原来陆续积累的外汇。当时，蒋经国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对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进行威胁，要周作民交出私人外汇，并规定非经他允许，周作民不准离开上海。但在美国人陈纳德的庇护下，周作民还是安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1951年6月，在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解放后私营金融业领军人物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周作民回归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照顾，特邀他任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周作民组织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及四行储蓄会改组成立的联合信托银行实行五行联营、联管，并出任董事长。1952年12月，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实行统一的公私合营时，他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企业改造中，带动其他同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脏病猝发，在上海逝世，享年71岁。
解放前金城银行位于天津的办事处
投资工商业的“天职”从创办时间上看，金城银行成立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产业资本的需求和北洋政府的公债政策催生了包括金城银行在内的一大批商业银行。当时许多商业银行也将扶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金城银行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家。金城银行对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在1918年12月29日的董事会上，金城银行就明确指出：“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而投资之目的则有二：1.专谋营业上之利益;2.助长工商事业之发展。……欧战既平，世界经济之竞争日益剧烈，我国工商业似应及时发展。银行事业与工商业有密切之关系，如前所述，将来如有新发生之事业，或对于重要之工商业，须结合团体组织、银行、公司之类，本行为发展营业起见，或须分投资本亦未可知。”
金城银行在放款上，以对工矿企业放款和投资较多而闻名。据统计，从1917年至1927年，金城放款的工矿企业有100多家，放款的重点是“三白一黑”，也就是纺织、化工(制碱)、面粉、煤矿四大工业。金城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从1919年的83万元，到1923年增至近700万元，增加了近8倍，在五类放款对象中占居首位。另外，放款在1万元以上的有纺织业22家、化学工业6家、面粉业10家、煤矿11家、食品4家、烟酒2家、印刷2家、建筑业2家、机电2家、皮革2家。金城对华北资源的开发和产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金城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投资和放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17—1927年是金城银行产生、成长的10年，它在极力争取大中小户存款的同时，十分注意对工商业放款，成为其运用资金的一个重要出路。这个时期，金城银行的放款增加很快，1923年的放款总额比1919年增长1倍多，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增长了3倍多，商业放款只增长不到50%。金城银行逐渐把业务的重心转移到支持工矿业发展的基础上来。
金城银行对我国化学工业、尤其是对永利制碱公司的资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史上的一段美谈。永利制碱公司为久大精盐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发起创办。范旭东是中国化学工业奠基人之一，著名爱国实业家。他1914年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17年创办永利制碱公司。纯碱(碳酸钠)是玻璃、造纸、纺织、染料、食品等许多工业的基本原料之一。而当时中国碱业市场向来为英国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所垄断。永利1921年在天津塘沽建立碱厂，1924年开始出碱，1925年逐渐增产试销，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大规模的碱厂。但这却引起卜内门洋碱公司的注意。卜内门洋碱公司千方百计想要收买，收买不成，就企图扼杀这个中国的新兴企业，但最终没有得逞。而永利制碱公司得以生存、发展，除技术方面得力于范旭东的老友侯德榜外，在资金方面则得力于金城银行的支持。
早在1921年，永利创办，成败未可预定时，金城银行就独立资助，与其订立透支10万元的合同，此后透支数额逐年增加，1924—1925年增加到15万元，1925年超过60万元。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永利试制纯碱的过程前后经历了八九年时间，资金严重短缺，想再招股，连股东都不肯再继续投资，其他银行也不敢放款。永利筹建期间，曾欠了金城银行好几十万元的债款。使永利债台高筑，风雨飘摇，前途未卜。金城的同人都非常恐惧给永利的放款难以收回来。周作民放款给永利的决定，遭到部分董事和天津分行负责人的非议和反对。而周作民认为，范旭东脾气耿直，自信力强，有勇往直前的创业精神，做事扎扎实实，为人坚守信用，制碱又是极有前途的民族工业，他的事业不会不成功，坚决主张贷款支持永利，他嘱咐天津分行照着去做，责任由他承担。周作民这次放款，既表明了他对范旭东的相知之深，也反映了作为一个银行家的胆识。后来他每逢说到永利在困难处境时，他是如何排除阻力予以支持，总是津津乐道地认为自己“有眼光，有气魄”。
在金城巨额资金的支持下，永利顺利渡过难关，生产日趋顺利，产量大增，成本下降，产品质量提高。1928年，永利的“红三角”纯碱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博览会上得奖，信誉蒸蒸日上，逐步将洋碱逐出国内市场。
金融渗入产业资本
1927—1937年，国内外形势发生较大的变化，金城银行在支持民族工业发展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业务大幅度扩展。这一时期，金城银行对工矿业的放款金额常年占该行放款总额的25%左右，但绝对数额有了大幅提高。纺织工业仍是金城银行这个阶段放款与投资的重点。在正常情况下，纺织业资金周转快，借款期限短，利润较高。1927年后，银行业开始向纺织企业大规模投资，或收买、代管。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纱业发生危机，许多纱厂不得不走上以厂抵债的道路，金城就与中南银行合作，以放款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