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
传染效应是货币危机在国际社会中的一种扩散现象。一个国家产生货币危机可能导致周边其他国家也产生货币危机，具有传染性。传染效应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危机以多米诺骨牌效应扩展到其他国家。它强调的是一国发生的货币危机是另一国货币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换言之，若没有他国的货币危机，这个国家原本是不会发生危机的。
传染效应主要从国家间的关联角度出发解释危机。由于全球一体化以及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加强，特别是后者，因此区域内国家之间经济依存度逐渐增高，危机将首先在经济依存度高的国家之间扩散。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会给出一定的市场信号，改变投资者对与其经济依存度高或者与其经济特征相类似国家的货币的信心，加大这些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甚至导致完全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式危机的发生。经济学家认为，在金融市场中存在着市场操纵(market manipulation)。不论是在由理性预期导致的自我实现的危机或非理性的羊群行为造成的危机中，都存在着大投机者操纵市场从而获利的可能，大投机者利用羊群行为使热钱剧增，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危机的深度与危害。
金融市场的传染效应
某些证据表明，传染效应（表现为国际证券市场越来越大的相关性）曾经是1997－1998年新兴市场危机的起因之一。这意味着：如果新兴市场今天发生危机，这一现象会再次出现，但目前尚不清楚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是否会引发这种大范围的危机。在世界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股市呈现更大的相关性，这意味着现在新兴市场一旦发生危机，各股市会同样呈现密切的联系。但是，过去加快危机进程的一些条件（如巨额外部融资需求）已不那么明显，而且金融市场已经令人信服地大幅降低了新兴市场资产的价格。某些证据表明，传染效应（表现为国际证券市场越来越大的相关性）曾经是1997－1998年新兴市场危机的起因之一。这意味着：如果新兴市场今天发生危机，这一现象会再次出现，但目前尚不清楚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是否会引发这种大范围的危机。
在标准普尔公司降低阿根廷债券的级别之后的几天，穆迪和惠誉两家信贷评级机构又在10月12日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这些降级措施引起了忧虑：阿根廷主权债务不能按原有条件偿还的危险可能引发类似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出现的动荡。这一动荡对各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同阿根廷有直接经济联系的国家，如巴西和其他南方共同体成员国等贸易伙伴；
－－类似的外部金融需求，例如有巨大财政赤字（菲律宾）或巨大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立陶宛）。
“传染效应”。亚洲金融危机完全展现的时间是1997年7月2日，当天泰铢暴跌，并引起了新兴市场以及工业化国家证券市场的骚乱。危机始于５个国家的证券市场（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并最终扩大到表面看来毫不相干的国家（俄罗斯和巴西）和工业化国家的金融市场。
解释亚洲危机扩散的原因有：
－－由于实际行了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机制，1995－1997年间美元对日元的升值削弱了几个亚洲国家的对外经济部门，大部分国家现在都已取消这一机制；
－－通过商业联系或资本市场的联系（例如风险溢价上升），一个国家的内部危机可能严重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变量。
不同的原因。亚洲危机同过去的危机，尤其是同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的区别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在亚洲，最严重的动荡是由私有部门事先和事后的金融决策（债务人和债权人两方面都对资金流入“极为乐观”而对流出则“极为悲观”，他们主要从事巨额的跨国短期融资）引起的，而公共债务却没有起到重要作用（就像过去的拉美危机一样），因为多数亚洲国家都拥有财政盈余。（但是，亚洲各国政府通过控制汇率水平的承诺和促进私有企业借款的措施形成的巨大隐性财政负担的危险已经受到严重关注。）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国际环境已经是有利的，西方大国的生产和贸易都在强劲而稳定地增长，其利率也是历史最低的。
结果，开始在一个国家（泰国）发生的汇率危机最后导致了多数东南亚国家的衰退并动摇多数新兴市场和全球金融系统的全球性金融波动。
证券市场的表现。一种判断这种传染效应是否是经济困难的后果的方法是评估危机前和危机发生时期的股市行为。如果股市历史是相关的，那么一个市场的变化将会引起其余市场的变化。从这一意义上看，如果在危机中，这种相关性不发生巨大变化，那么股市按照传统的关系在发展。相反，如果危机开始后相关性发生重大变化，就可以认为这是金融传染的迹象。对1997年危机前后全球股市所作的分析表明，亚洲市场同西欧、美国和拉美市场之间的相关水平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稳定时期（即危机前）亚洲市场对美国的影响反应非常明显。在动荡时期（危机后），美国股市的冲击对亚洲市场的影响加大，而对英国和欧元区市场的影响则较小。
－－同样，欧元区、英国和美国市场对亚洲市场冲击的反应也加大了。
－－危机后亚洲市场其他国际股市的结合变得更加明显了。
这些结果说明，在亚洲危机后，全球股市的一体化程度提高了。
危机后。上述分析意味着，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后，各国股市（乃至各国经济）之间的相关性都有所增加。例如，这可能意味着，阿根廷主权债务的违约可能提高全球股市的相关性并进而将市场动荡传播到另一个新兴市场－－邻近的（如巴西）或较远的（如土耳其）。但是，当前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因素不同于1997－1998年的传染效应阶段：
1.内在的贴现：新兴市场的资产定价中已经考虑到了影响经济走向的各种因素，除了对阿根廷经济疲软的预期，还有全球经济减速和美国为首的“反恐怖战争”导致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大。相反，1997年亚洲危机是突然发生的风暴－－包括信贷评级机构和多边机构在内都感到意外。今天，全球金融市场都十分了解阿根廷和巴西这些潜在的“有爆燃危险的”经济体的状况。（但是，值得提到的是远在在泰铢暴跌之前，亚洲几个“虎国”的股市就曾经发出过警告信号，可是大都没有引起重视。）
2.外部融资：今天新兴市场利用的外部资金比90年代中期到末期要少得多，那时亚洲国家的经济在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下运行，而现在该地区拥有盈余。在经常项目看来脆弱的一些国家，如波罗的海国家，长期资本项目的流入改善它们经济的可持续性。
如果阿根廷不违约（依然十分可能）目前的衰退还会影响巴西。同样，阿根廷本国银行债务的重组也会影响同阿根廷本国银行有密切联系的西班牙和其他外资银行。
在世界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股市呈现更大的相关性，这意味着现在新兴市场一旦发生危机，各股市会同样呈现密切的联系。但是，过去加快危机进程的一些条件（如巨额外部融资需求）已不那么明显，而且金融市场已经令人信服地大幅降低了新兴市场资产的价格。
警惕财政危机传染效应
中国财政收支存在的危机隐患，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我们通常在讨论金融领域等的问题导致财政收支方面的问题时，通常容易忽视财政危机本身也会对其他领域的运行和改革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多方面的影响可以将其称为财政危机的传染效应。
在过去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例从１９７９年的２８．４％下跌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０．７％，然后稍微上升到１９９９年１４％。这样的比例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３２％。特别是，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所占的比例更是巨幅下跌。在１９７９年中央政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例为１６．２％，但到了１９９６年只有３．２％，此后微幅上升到１９９９年的５％。而１９９９年的比例之所以上升，很大一部分是发行国债所得，政府在未来将面对庞大的债务负担。
以这么有限的财政资源，中央政府却必须支付极为庞大的各项改革费用。根据世界银行１９９７年的报告，包括医疗、教育、扶贫、年金、基础设施及环境保护在内的极为重要财政支出项目，中国每年至少短缺ＧＤＰ的４．６％，相当于中央政府在１９９７年总预算的１３５％。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拉迪（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Ｌａｒｄｙ）估计，由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福利开销日后必须转移到中央政府的部分高达每年ＧＤＰ的３．３％，相当于中央政府在１９９７年的总支出。此外，世界银行估计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至少需要投入６万亿人民币，相当于１９９５年整年的ＧＤＰ。
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中国的财政支出中还有相当部分是没有计入正常的显形财政收支的隐性负债，这主要包括一些应当由财政承担但是财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承担的债务，如财政欠发的工资、粮食经营亏损性挂帐、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以及养老保险金欠帐等等。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所有政府债务包括显性及隐性债务积累已经达到ＧＤＰ的１００％。尽管债务的偿付不会同时发生，尽管债务的偿付还有其他形式例如，出售部分国有资产，但是，由于各类隐性债务的规模及期限看不清楚，如果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同时对国家财政产生支付压力，则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的爆发，则可能迅速传染到经济体系的其他领域。
财政危机对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传染
著名金融学家麦金农指出，没有一个高效率的、有力的财政，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市场化就不可能持续顺利地推进。这一论断就触及了财政危机对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传染效应。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所产生的铸币收益等还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