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中国发展百人奖获得者。
　　个人简历：
　　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
　　1950--1952年 武汉大学经济系助教。
　　1953--1957年 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
　　1957--1958年 武汉大学经济系讲师。
　　1959--1976年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国民经济平衡组副组长。
　　1977--1978年 经济研究所业务领导小组组长。
　　1978--198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85--198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1979--研究员。
　　1982--198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
　　1979--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1988--1993年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3--1998年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1991--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国家环境保护局顾问。
　　1987年法国政府授予军官级学术勋章。
　　1998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004年7月30日下午，“一代经济学大师”董辅礽在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去世，享年77岁。
　　主要作品：
　　1.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195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2.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人民出版社再版
　　3.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理论问题，198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4.论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随后再版。1985年日本不二出版社日文版。
　　5.董辅礽 选集，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6.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8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7.中国农村改革、非农产业发展与农村现代化（英文），1988年
　　8.世界银行工业化与中国农村现代化（英文），1992年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9.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共二册），1995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10.改革与发展－－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1995年，香港华南经济新闻社
　　11.中国经济纵横谈，1996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12.经济发展研究（共二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此外，还主编或与他人主编书籍多本，在国内外出版。与英国剑桥大学 Peter Nolan共同主编中国经济研究丛书（英文），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现已出版三十多本。
　　人生评价：
　　董辅礽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开拓性的贡献，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常年从事教学的董辅礽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这些人才如今正活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企业界。
　　董辅礽在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就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他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勇气使他享誉海内外。1984年他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这些瞩目的成就使他得到了“一代经济学大师”的美称。
　　有人这样评价他的一生：“在稀缺的时间与生命中，经济学家已经克尽全力，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辅被认为属于少数能够影响中国政府重大决策的学者之一。
　　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便提出了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就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
　　上世纪80年代初，他敏锐地洞察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仅仅进行了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没有进行所有制改革，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对所有制进行改革，才能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当时，他因为这个理论提得太早而受到了批判，但中国改革的实践却验证了他理论的深邃和独到的洞察力。
　　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问题、新兴工业化道路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以及创业板的建立，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各个方面，他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被称为是“私营经济的护航人”。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苏浙这块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沃土，不但从理论上分析了“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优劣，并且一再为私营企业的发展鼓与呼。
　　他一直以冷静理性的目光分析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他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事实上是一个新兴而尚未转轨的市场，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例如股权分置问题、股份不能全流通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时期必须尊重国情，把保护股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董辅礽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先行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实践者。正如经济学家朗咸平的评价：“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的生活也许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他是为数不多的一直关注着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经济学家之一，作为人大代表，每年“两会”他几乎都会就期货市场的发展提交自己的议案。
　　在他逝世的两个月前，还拖着病体从美国向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理事会发来函电，履行他作为一名理事的职责和义务。他牵挂着大商所期货新品种的最新进展，鼓励其继续努力争取，并为自己不能做事而表示“惭愧”，这或许是这位经济学家的最后牵挂。
　　敢为天下先——记董辅礽先生二三事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7月30日在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去世。
　　他是一位不寻常的经济学者。在改革的重要关头，他常常站在风口浪尖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改革中的问题，他毁誉不畏，直言不惧；他以事实为依据，提出超前理论，因此遭遇各种非议，但他从不气馁。他的锐气、勇气和骨气，使他敢为天下先。
　　1961：责任
　　1961年，东北，一家商店。困难时期，食品柜里几乎“弹尽粮绝”，只有几块饼干。一位顾客在买饼干的时候，竟遭人抢！
　　这真实的一幕被董辅礽亲眼目睹，心在流血！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已相当严重，由于特殊原因，这些问题是舆论和学术禁区。当时，董辅礽正带队在东北实地考察。在沈阳，在鞍山，在抚顺，他深入调研后发现：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均严重失调！问题严重，再也遮掩不得，否则会误国害民！回京后，他写了一个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是不允许提的，更不允许学术探讨，但董辅礽坚持：“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就应该怎么写。”
　　很多学者评价，从那个时候开始，董辅礽的文章充满了经济学者“经世济民”的责任感。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写的关于国民收入平衡的系列论文，影响极大。樊钢当时在读大二，读完董老的文章，大呼过瘾：“在那时充斥着许多政治八股的理论刊物中，董老师的文章却可以说是真正的经济理论论文，内容丰富，言之有物，逻辑严谨，也堂堂正正，毫无政治媚俗的那一套，后来读起来也丝毫没有过时的感觉，使我们真正感觉到经济学的‘理论之美’。”
　　熟悉董老的人回忆说，这些理论在当时讲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换作别人是要权衡利益的。董辅礽没有顾虑，别人评价他是走直线的人，找准了路，是不回头的。
　　为此，他付出了代价。袁钢明说：“董老师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提出的观点几乎都具有超前性，一般比形成共识早十年左右，而每一次超前理论的提出，在当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攻击或误解。”可董老从没受此困扰。他的学生说，他是一个没有权力和官场意识的人，所以经常说得过多，过直，过于尖锐，一些人不高兴，他的仕途也受到一些影响。但他说：“一个经济学家如果迎合权势，就背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1978：勇气1978年9月，董辅礽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并发出“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呼吁。当时，此语一出，石破天惊。
　　有学者认为：“两个分开”的理论，吹响了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的第一声号角。
　　一位老先生对他说：“老董啊，你的胆子可真大，‘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提出‘政社分开’是要冒风险的！”
　　弊端已露端倪，无人敢越雷池。董辅礽大喝一声，我来了！1979年1月，他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一文，尖锐地批评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直指传统国家所有制形式的弊病。
　　接着，一系列堪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基础”原理的提出和探讨，成为他最出色的手笔。尤其是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理论，更是充满锐意和超前意识，被人称为“董记八宝饭”理论。
　　一把利剑捅了“马蜂窝”！董辅礽当时顶着巨大的压力前行。现在，他的理论观点，几乎都成为党和政府的文件语言。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这些理论，却需要有超常的理论勇气。
　　1986：创新
　　董辅礽生前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
　　上世纪80年代，以民营经济起家的“温州模式”受到排斥和怀疑。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