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产权理论概述
超产权理论是基于对产权理论的有效性的怀疑而提出来的。超产权理论不满意产权理论提出的通过产权改变，完善企业治理机制，引入利润激励机制，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超产权理论认为企业效益主要与市场结构有关，即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有显著提高；在垄断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改善不明显。它的主线是市场竞争是放大器，企业面临“生”与“死”的关口，是一种生存激励，驱动企业改善机制，提高竞争力，由此得出利润激励与经营者努力投入必是正向关系。企业持久成功取决于治理机制能否不断改善来适应市场竞争。超产权理论并没有具体的治理设计方案，而且主张随竞争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治理机制。“超产权理论”在接受了“产权论”对产权作用的分析的同时，更加强调“外部环境”的竞争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产权理论的局限性
产权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产权明晰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诚然，通过产权变动可以生成、启动企业内部利益激励机制，从而有可能提高企业经营者的努力水平与企业绩效，但产权变动只是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下面，从学理和实证两个方面，说明产权理论的不足。从学理方面看。首先，企业的绩效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和归因。其可察变量如资本利润率、企业成长和增长速度、市场份额、全员劳动生产量、产值、成本、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等，其特性或根源往往不是一维而是多维的。企业的绩效除了与经营者的努力程度、能力、风险态度等密切相关外，还受到不少非经营者所能控制因素的影响。如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下，由于企业目标多元化和行政指令的干涉，导致激励不准确、不规范、不公平以及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等。一般地讲，企业是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统一，企业绩效是由企业生产力、企业经济关系以及市场竞争关系这三大系统因素共同决定。其中，企业生产力包括企业资源禀赋和各种能力的集合，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内因和核心；市场竞争因素是企业绩效改变的外因，起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的作用，可以促进也可能促退。企业经济关系主要是由产权派生的有关企业资产的权、责、利关系，其主要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生产成本。客观地说，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理顺企业经济关系（亦即理顺产权）与塑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于提高企业绩效的确非常重要。但经济关系和竞争关系毕竟都是外因，提高企业绩效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提高企业内部的生产力。产权理论强调产权明晰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夸大了产权作为企业经济关系在提高企业绩效中的作用，颠倒了决定企业绩效因素系统中的内外因关系。
其次，产权理论认为，资产被私人拥有后便有了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保证了资产及资产带来的收益不被资产拥有者以外的其他人侵占，资产拥有者有一种“资产关切”的内在动力。相反，当资产是非排他时，就有人通过“搭便车”去享有资产，从而使公共资产过度使用，甚至流失毁损。然而，若对资产关切的成本高于其现实收益和预期收益；或在商业交易激励机制的作用下，“非资产关切”带来的收益大于“资产关切”带来的收益，资产拥有者往往可能改变对其资产的关切行为。换言之，即使企业产权清晰，出于追求商业交易的动机，资产拥有者也可能违背道德约束而做出对资产关切的逆向选择。因此，产权清晰并不能绝对保证资产会被关切，即“产权清晰导致资产关切”是有条件的。
第三，产权理论认为，占有剩余利润是资产拥有者追求效益的基本激励动机，企业家对剩余利润占有份额越多，企业提高效益的动机也越强。然而，现代经营者不仅受到剩余利润（包括股权、债权、红利、奖金）之激励，还要受到控制权收益的激励。这里，控制权收益是指非利润外经营者的所有收入及从企业开支的消费。由此只强调剩余利润激励动机是不完善的。实际上，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具有成果无形性、效果的间接性和效益的滞后性，经营者的努力程度、能力、风险态度、投资倾向和决策偏好等“内涉变量”产生的效益，囿于信息、时间、空间以及其它一些不可控因素的限制，很难直接及时准确地通过“显示参数” （比如股价）加以衡量；而由控制权带来的权威、成就感、心情的愉悦、良好的自我感觉和现实好处，却是直接的及时的。因此，相对而言，控制权收益激励效应大于剩余利润激励效应，至少在短期如此。而且控制权收益越高，经营者就越珍惜他的控制权。面对市场竞争，经营者最理性的选择是努力工作提高绩效，避免丧失控制权。所以，用剩余利润占有理论来解释经营者的努力投入程度与效益改善，有一假设前提“给定市场竞争与控制权收益”。
第四，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企业财产组织形式由单人业主制，向合伙制再向公司制方向演变，企业产权归属将出现多元化、公众化、证券化、混合化和虚拟化的趋势，企业产权归属不是变得更为明晰，而是变得更为含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和网络化将改变市场的游戏规则，知识资本已经成为企业成长和竞争最根本的依托，成为战略资源和第一资源，这将极大地动摇传统产权的根基——“资本位”。“资本位”将让位于“知本位”，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第五，产权理论主要是解决企业经营者的利益激励问题，但没有涉及精神激励。然而，激励被认为是通过高水平的努力实现组织的意愿，这种努力以能够满足个体某些需要和动机为条件，以对人的心理特征和以此为基础的行为特征为出发点。根据需求层次理论，人们除了物资利益需求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对企业的经营者和高管人员而言，当他们在物质上已经能过一种体面生活的时候，由工作的丰富性、多样性、挑战性等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和精神愉悦，以及在使命感、责任感驱动下的自我成长、自我实现和心灵升华，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更具本质性。事实上，激励，尤其是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不仅成为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的前沿研究领域，而且越来越超越于作为一种“机制设计和制度安排”的路数，进入管理艺术和领导艺术这一更多涉及心理和精神层面的范畴。
再从实证方面看。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所以在利润激励上，私有企业比传统的国营企业强。可事实如何呢？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国家。英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创新和发展。1997年，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Martin＆Parker）对英国各类企业私有化后的经营成效进行了研究，经过大量实证调查检验和综合广泛比较后发现：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有显著提高；在垄断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改善不明显。他们认为企业效益与产权的归属变化没有必然关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系。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提高效率的努力程度就越高。同一时期（1996年），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泰腾郎（Tittenbrun）分析了85篇有关产权与效益的经济文献后也发现：企业效益主要与市场结构有关，即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综合研究和实证表明，在产权从公有转为私有的过程中，企业激励机制得到了改善（Vicker,1996），效率也会得到提高，产权改革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改变了企业治理机制。但是，改变产权不等于企业治理机制就一定会往促使企业效益提高的方面转换，市场竞争才是企业治理机制往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证条件。竞争会迫使企业改善机制，提高效益。
超产权理论的突破
针对产权理论的不足，泰腾郎（1996）、马丁和帕克（1997）等学者，以竞争理论为基础提出超产权论（Beyond Property-Right Argument）。他们认为超产权论比私有化产权论更具理论的内在逻辑性与实证解释的说服力，并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产权论的基本观点。超产权理论认为，利润激励与经营者努力投入未必存在必然的正向关系，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增加努力与投入的作用。超产权论把竞争作为激励的逻辑起点，其依据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竞争理论（Vicker，1996）。竞争理论具体内容有四部分：竞争激励论、竞争发展论、竞争激发论与竞争信息完善论。这些竞争理论不仅为超产权论发展“竞争激励”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还为把企业治理机制从产权中分离出来提供了逻辑依据。市场竞争给企业创造“生”与“死”的择别，在这个择别面前，不管企业的所有者是谁，只要它们想生存发展，不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就得改善企业治理机制，不管是行政治理机制还是商业治理机制。这种选择的最终发展结果，导致企业治理机制与效益趋同。否则，治理机制差的企业就会被淘汰。依此逻辑在考虑竞争因素后，市场进化的长期最终效应是，治理机制不受产权归属所决定。这契合了法马（Fama，1980）所说的“企业产权归属对现代工业企业并不意味着什么”。不过，这种长期结论并不排斥产权影响治理机制的短期结论。因为在短期中市场竞争尚未达到均衡态，企业之间仍存在着机制与效益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可能受产权归属或其他因素所影响，但这种差异终将被竞争消除掉。超产权论有两项基本内容，一是企业治理，二是竞争理论。企业治理主要包括信息非对称下的合同激励机制理论、信息非对称下的经理聘选理论、监督机构和产权结构等。竞争理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竞争激励论。它是除了利润激励之外的隐含激励，也就是由竞争诱导的激励。其动力源有三个，分别为信息比较动力、生存动力和信誉动力；二是竞争激发论。企业之间利益的对抗性、信息的非对称性及潜在违约性（短期内的违约利益可能超过长期的践约合作利益），这三个要素激发了竞争；三是竞争发展论。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市场份额的变化与绩效的相关程度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