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K. Dixit)是当代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他于1944年出生在印度孟买,1963年获孟买大学理学(数学)学士学位,196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81年起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同时被世界多所知名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迪克西特曾获多个奖项或称号:1985年获印度计量经济学会马哈兰诺比斯纪念奖,1992年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1994年获慕尼黑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杰出研究员称号,2001年获布达佩斯大学冯·诺依曼经济科学和公共管理学奖,2001年任计量经济学会会长,2002年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
迪克西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微观经济理论、博弈论、国际贸易、产业组织、增长和发展理论、公共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他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如《经济理论中的最优化》(1976)、《均衡增长理论》(1976)、《国际贸易理论》(合著,1980)、《不确定性下的投资》(合著,1994)、《经济政策的制定》(1996)、《策略博弈》(合著,1999)和《非法行为与经济学》(2004)等均已成为经济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名著或经典教科书。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近150篇,
迪克西特最有影响的论文是他与斯蒂格利茨合作发表的《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1977)一文,该文在经济学界引发了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巨大浪潮。作为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理论一开始是以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为基础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来越表现出报酬递增的特性,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新古典理论已无法描述现代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现实。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建立数学模型的努力因面临多重均衡解的困境而一直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借助特殊的恒定替代弹性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效用函数描述消费者对差别化产品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多样化消费与差别化产品垄断生产的报酬递增性之间的对立统一,首次以严格的数学模型(即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简称“D-S”模型)解析斯密-杨格的报酬递增思想的微观基础。D-S模型表明,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及厂商在生产差别化产品上的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决定了在资源(收入和劳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将现有资源分配于有限种类的产品的生产既可以实现专业化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率,又可以实现分工和由此而来的多样化消费导致的更高的福利水平。但是,“当品种更为人们所欲求时,即当不同产品为不完全替代品时,将每一厂商的产出水平推进到穷尽所有规模经济的程度,这样的做法一般并不是最优的。”最优状况只能是一定品种数量和一定程度的生产规模经济的组合。随着经济中积累的可用资源(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增加,现有品种专业化生产中潜在的规模经济将被充分发掘。由于消费的无弹性,现有品种的消费将趋向饱和。此时,社会便将相对富余的资源转移到新产品的生产中去。新产品的引入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消费者福利(或真实收入);另一方面,由此而来的分工的扩展又为进一步发掘新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的潜力开辟了空间。这就是由分工和市场容量(收入和劳动力)的扩展所形成的报酬递增的循环累积过程,亦即杨格所谓的“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报酬递增的动态机理。
D-S模型的建立,为贸易和增长理论界的创新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平台。20世纪80年代,作为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二次与第三次浪潮而崛起的新贸易与新增长理论无一例外地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其中,新增长理论则被称为D-S模型的时间动态版本。20世纪90年代,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浪潮进一步扩展到经济地理研究领域,由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等人建立的一系列新经济地理模型被称为D-S模型的空间动态版本。D-S模型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报酬递增理论革命还为此造就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具有冲击诺贝尔奖实力的一流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埃尔赫南·赫尔普曼、保罗·罗默等。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在想什么他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方面规模经济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越少、每种产品的产量越大,经济性越好;另一方面消费的多样化偏好又要求较多的产品种类数。市场会折衷这一两难冲突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均衡,内生地决定市场上的产品种类数。
代表过时的工业化的西方经济学主流中,基本框架是数量和价格关系,迟迟没有把品种这个维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体系内核。表面原因是一直没有找到表述品种的数学方法(这一点被迪克西特于1970年代中解决后,情况有所改变),深层原因是理论上的不兼容。
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所有具有新经济萌芽因素的理论,如范围经济理论、新增长理论、罗默理论、区域经济学、产业集群思想、空间经济学、都与范围经济有关,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共同都涉及到多品种协调问题。杨格指出:“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把产业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汪丁丁解释知识经济说,知识互补性的经济学含义是:知识甲和知识乙单独运用于经济活动时各自获得的收益的加总必定小于它们联合运用于经济活动时的收益。这是钱德勒范围经济定义的知识版。
深层的背景可以这样理解:互联网的特长在于协调,它的经济作用是降低多品种的协调成本。如果多品种的经济性得不到经济学论证,互联网的价值就始终进入不了经济学视野。由此引伸出来的差异化、个性化、定制等一系列新经济问题,就更找不到理论根据。而品种多样化、或者说多品种的经济性,是经济学家能听懂的新经济问题的表述方式。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 新经济模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和新贸易、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三次波涛的强大推动,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E。)与克鲁格曼(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1991)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全球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促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和藤田(FujitaM。1988)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则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源于20世纪80年代对新国际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经济学的研究。这种“新经济地理学”吸收了城市经济学、区域科学和经济区位论等有关空间经济的传统思想,结合产业组织理论有关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模型的最新进展,试图构建“空间经济”的理论体系。它比较注重国际经济学与地理区位及运输费用(贸易壁垒)的关联,强调规范的模型分析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空间经济模型,以模拟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寻求产业集聚持续发展和多重均衡实现及被打破的条件,强调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历史和偶然事件、路径依赖等在产业集聚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它与传统(或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相比较,最大的特点是吸收了经济区位论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它强调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带来的与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分散力)二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见表1);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报酬递增思想、复杂科学所强调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等概念以及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主要有两个,即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数学定量分析,将现实中的现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建立了大量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包括:中心—外围模型、国际专业化模型、全球和产业扩散模型、区域专业化模型及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的模型等。
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是迪克西特最有影响的学术贡献。在福利经济学中,有关生产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市场能否使商品的种类和数量达到社会最优。众所周知,分配不公、外部效应和规模经济是导致不完全市场结构、并使得市场均衡解偏离社会最优解的三大原因。其中,经济学家对不完全市场结构中规模经济的分析框架长期以来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内部规模经济模型的求解极为复杂、且一般不能求出均衡解(从而更无法进行福利分析和比较),人们不得不借助于外部性、溢出效应和边干边学等似是而非的概念,将研究局限于外部规模经济的分析。1977迪克西特与斯蒂格利茨合著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一文将这一困境迎刃而解。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他们首先将规模经济问题巧妙地转换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社会经济资源;与此同时,产品种类的减少将使得消费者产品消费种类的减少,从而引起社会福利损失(消费者更偏爱消费的多样性)。由此,他们将规模经济问题变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问题,且其社会福利性质依赖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因为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种类多样化的偏好状况)。为了反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作用,并体现产品替代对消费者效用、从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后被人们引申为D-S生产函数)。其次,他们假定每种产品的生产都具有不变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