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兼任西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兼任裕兴电子、华立控股、洛玻股份、武汉健民等5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兼任三九集团、茅台酒厂等20多家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顾问。曾在我国乡、区、县、中央四级党政机关工作。一九八八年初，因在《经济日报》发表两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被中央领导点名调入北京，参与中央书记处组织的关于工资、价格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随后留在中央办公厅工作。
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华工商时报》、《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报刊发表经济论文数百篇。
主要著作有：《百条治国大计》、《宏观经济论》、《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中国涨价风波》、《十年经济改革》、《钟朋荣集》、《解开中国改革的联立方程》、《跨世纪难题》、《三角债》、《中国金融新现象剖析》、《财政金融论》、《民富论》、《中国企业留神十大陷阱》、《网络时代重构中国经济》、《国策论》、《中国企业为谁而办》、《勤劳人的经济学》等。
1993年末，他与北京一批经济专家一起创办北京视野信息咨询中心。10多年来，在他的主持下，视野咨询中心专家团队制订了大庆、三九集团、海南机场股份公司、北京东安集团、河南华信资金市场、河南嵩岳纺织集团、山西潞安矿务局、浙江义乌小商品城集团公司、陕西建设机械厂、哈高科、浙江南都电源集团、宁夏青龙公司、黑龙江大正集团等全国100余家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战略与体改方案；制定了郑州、湖北襄樊、台州、荆州、运城、吐鲁番等20多个地级市和河南济源、新郑、湖北老河口、温州平阳、苍南、瓯海、河北遵化、福建福安、云南罗平、山东寿光、山西潞城、浙江武义、河南滑县、山西左权等数十个县级市的发展战略方案。
五项治学原则
我是从1979年开始发表文章的，到现在已近20年了，前前后后共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出版了18部专著。可以说，近20年的人生历程，几乎都是跟写作联系到一起的。从事经济研究要写论文，在机关工作要起草文稿，现在从事咨询工作要写咨询报告，所以写作就是我的工作。在20年来的研究与写作中，我始终坚持以下五项原则：
生产力至上原则 搞清楚原则 面向实践原则 创新原则
人生五段路
人生五段路：进出中南海前前后后……我1954年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先是当农民。那时，读初中和高中不连贯，初中到高中是断断续续地读下来的。其间，既有"罢课闹革命"，也有"复课闹革命"。我的数学成绩当时在学校还是冒尖的。由于历史的误会，现在干起了经济。不过，读高中时，好像对什么都有热情，浑身是劲，碰到什么学什么。但最后对我真有帮助的是绘画。与我一起读高中的，到现在有半数以上还在家种地，有的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当然也有的是儿孙满堂。大概是绘画的技术帮了我。我们那一带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都是我来画，因此，被公社党委记看中了，调到公社当党委书记的秘书。后来，在区里当到民政干事。这个经历很重要。当民政干事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了解得比较透。再后来，到县政府里当民政干事，干了两年。在浠水县，几乎每一个自然村我都骑自行车跑遍。这段经历也很重要，无论是我的写作水平还是单独处理问题的能力都与这段时间的锻炼有关。在中国的四级政府里面，乡政府干半年，区政府近一年，县政府干了两年，后来又到中央政府干了六年。
我在县政府的工作是安置城镇下放居民。大概是197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国大批城镇居民下到农村安家落户。我们老家的浠水县就有2800多户，有来自北京的，有来自上海的，有来自武汉的，也有来自本县县城的。他们到农村后，有的没有房子，有的因不会农活，生活极为艰难。于是政府给他们分配一些木材，给他们一些救济。在我接受这项工作之前，无论木材还是救济资金，都是通过政府一层层往下分的。我接受任务后，通过调查，发现不少下发居民的木材、资金被村干部(当事叫大队干部)、或者乡干部(当时叫公社干部)克扣或截留，根本到不了他们手里。于是我采取了一竿到底的办法。我骑个自行车，亲自到每一个下放居民家调查，根据所了解到的第一手资料，提出张三家给多少木材，李四家给多少救济，把这些都印成规范的表格，然后分别送大队长、公社主任、区政府分管区长、县民政局长签字，并同时盖上各级政府的公章。公章盖齐后，我就通知他们直接到县里领款、领木材。这样就把各种克扣、截留的漏洞给堵死了。
南方一般都种两季水稻，我们老家，第一季水稻的时间是“不插五一身”，第二季水稻的时间是“不插八一秧”，即两季苗分别要在“五一”节和“八一”节以前栽完。这样，整个七月就是抢割一季稻和抢栽二季秧的季节，俗称“双抢”。“双抢”期间，每天早晨四点钟左右起床拔秧苗，上午割稻子，下午栽秧苗；下午收稻子，晚上割稻子，干到九、十点钟。这样，每天从早到晚要干１０多个小时。湖北的夏天极为炎热，户外的温度高达40多高。中午在田间干活，感到脚像泡在开水里。晚上在水田里干活，上有蚊子水中有蚂蟥。因为身子很累，蚊子咬几口似乎并无感觉。有一次，大队在“双抢”期间放了一场电影，电影散场后，有十多人躺在地上没走，我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大家都极度疲劳，早已进入梦乡。当时我在村里栽秧是最快的，"三五寸"的规格，我一天可以栽一亩多，左手分秧，右手栽秧，协调动作， 像一架机器三五寸"即行距五寸，株 距三寸。一亩有多少行，一行有多少棵，我计算过。我栽秧从不戴帽子，从不穿上衣，只穿个短裤，身上或头上有蚊咬，就用泥巴手拍一下，一天下来，成了一个泥人。
1976年，我被推荐到湖北省外贸学校，读了两年中专，1978年提前留校当教师。1979年3月我开始在《江汉论坛》和《湖北日报》发表文章，最早在《湖北日报》上发表的是《怎样看待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江汉论坛》发表价格改革方面的文章。1979年下半年，在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了关于价格形成基础的文章。从此开始，以后每年有三四篇甚至十来篇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到1988年，仅《江汉论坛》就发了十四五篇。《江汉论坛》是当时湖北省唯一一个理论刊物，双月刊，经济文章每期只有两三篇，一年也只发十多篇经济类的文章，但每年都有我的文章，有的年份两三篇。1987年，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夏振坤准备让我当《江汉论坛》总编。
1987年12月，我在《经济日报》发了两篇关于投资问题的文章，《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面临重大选择》。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经济日报》在第二篇文章发表时，破例加了一个很重要的编者按。编者按的全文是："本文作者系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他撰写的题为《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的文章(发表在1987年12月8日本报第三版)，颇有见地，受到好评。作者在今天的这篇文章，对上文的思路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补充"。
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当时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对这两篇文章比较感兴趣，就打电话问报社作者是什么人。当时，我在中南财大读研究生(经济研究所)。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就专程到武汉来找我谈。陪同这位中央领导同志与我座谈的有当时的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等领导同志，还有武汉地区的一些经济专家，也有我的导师张寄涛教授。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见到我后，首先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那两张《经济日报》。在我的那两篇文章上，他用红笔画满了圈圈点点。在座谈过程中，我就文中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第二天，中央领导接见中南财大研究生的消息立即成了《湖北日报》等报纸头版头条消息。三个月后，在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引荐下，我被调到了北京，进了中南海。首先，与林子力等一起，参加价格改革方案的起草。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组织的这个课题。课题完成后，留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主要工作是进行一些政策的调研和文稿的起草。这一干就是六年。
1992年至1993年对我影响较大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参与整理邓小平南巡讲话，我主要整理经济部分；第二件事，1992年7月与中办调研室主任陈进玉合写了一篇《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的文章，全文9000字，《经济日报》头版发表。第二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大多数报纸都全文转载。该文公开、系统地提出在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从此，全国公开展开了关于市场经济讨论。第三件事是"下海"。这也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决择。
1993年，我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到大学当教授或到社科院当研究员，二是在政府当司长，三是下海。我一生中也谈不上当什么官，但毕竟在官场混的时间不短。从乡政府到中央政府，在四级政府部门工作过。在中办期间，不少工作是直接与中央领导打交通。从实践中，我感到自己不适合做官，或者说自己对做官没有兴趣。因此，首先放弃了官道。剩下的就是在商道和文章上作选择了。
1992年至1993年，正是要机关干部和“文人”＋下海的高潮。巨大的潮流，几乎对每个人都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我也不例外。我已经决定了要"下海"，但对已经从事过十多年的经济研究工作怎么也不舍得丢掉。因此，就试图寻找一条文商兼顾之道。但研究工作与下海似乎有冲突，如何把下海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呢?于是选择了现在的路子--办一家咨询公司，一半时间作研究，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跑。前几年，每年坐飞机100多次。我现在办的这家公司在体制上是小内核大外圈。公司内部有几个专职研究人员，这是内核；外围有几十个专家、教授，他们有的70%的精力跟我干，有的一半精力跟我干，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外围专家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