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上肇（1879年——1946年）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河上肇的著作，不仅在日本，对中国的革命者也曾产生巨大影响。不过，河上肇是经过漫长的思想历程，于后半生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在他的思想历程中，儒学曾发挥显而易见的影响。本文即试图探讨河上肇的思想历程与儒学的关系。
　　一、“求道者”河上肇
　　在河上肇的生前与身后，无论是赞同或反对他的思想的人，都赞誉河上肇为“求道者”。（1）河上肇经常以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为激励，认为“闻道是人生唯一目的，”（2）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闻道”时便可“生大平安与大欢喜”，（3）即可安身立命。“道”本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范畴，其涵盖面极广阔，内蕴亦甚深，不只一种解释，其解释因时代、因人而异。（4）河上肇以现代语言解释孔子所说的“道”，视“道”为“真理”，（5）“闻道”即认识或体悟真理。他曾这样描绘自己：“如在自己眼前出现真理，无论其为何物，都是不踌躇地立即接受之。既已接受，便追究不息，直至理解为止。只要依然认为那是真理，便敢于不顾身家姓名，无视毁誉褒贬，尽可能以谦虚之心，无条件且绝对彻底地，一心一意服从追随之。即使最终不得不身陷当初未曾料及的危险、失败或困窘境地，亦不逃避，不畏缩，以服从无上命令的心情，不辞拼死跃。然而，如果在以此种心情不顾一切地前进过程中，一旦发现最初认为是真理者实际并非如此，也会不拘泥于以往的一切情况，断然抛弃之。”（6）还说：“这是我的人格的本质。”（7）正是这种作为其人格本质的“求道”精神即义无返顾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成为河上肇不断克服旧我、超越自我的内在驱力，使他从道德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唯心论转向唯物论，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转变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拓者，从囿于书斋的文人成为投身革命实践活动的不屈之士。河上肇的一生是为“求道”而波澜迭起并历经磨难的一生。“求道”精神实为河上肇的思想成长史中，传统东方思想与现代思想的主体性媒介。
　　源自儒学的“求道” 精神，在河上肇的少年时代便已植根于他的心灵。河上肇的幼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山口县岩国地区的锦见村度过的。山口县原为防长藩，是明治维新之际“志士”频出的地方（如吉田松阴、木记孝允、高杉晋作、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士风”甚盛，河上肇自会受其熏陶。在岩国小学和山口高等中学读书期间，河上肇又曾接受“常识性的儒教讲释。”（8）尤其是在15岁时，他读了德富苏峰所写的《吉田松阴》，读后“非常感动”，并“从松阴先生那里得到不少感化”。（9）服膺阳明学的吉田松阴的文人经世和“杀身成仁”精神，使原本热衷文学的河上肇决心转学法科，他以为“文学未足以托男子一生，”（10）并欲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成为吉男松阴那样的“经世家”。
　　1898年9月，河上肇如愿以偿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科。但是不久，他又陷入新的思想苦闷中。当时，河上肇经常参加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演讲会，听过木下尚江、内村鉴三、安部矶雄、幸德秋水等人的讲演，其中尤其对基督教人道主义者木下尚江和内村鉴三感兴趣，“比大学教授的讲课影响还大”。（11）他由此而产生了“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的关心。”（12）从此河上肇开始阅读《圣经》，并“受到非常强烈的刺激”。当读到《圣经——马太福音》讲：“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诉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一段落时，他认为，“这是绝对非利己主义的至上命令。”“应是人们行动的理想。”但同时又感到“按照这样的态度，恐怕根本不能在这世界上生活下去。或许立刻就会命断身亡。”（13）河上肇长期陷入这种道德理想欲人生现实的矛盾之中。
　　于大学毕业后，从1903年起，河上肇开始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讲师，并兼任学习院、专修院校等校讲师。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展开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先后写了《经济学上的根本观念》、《经济学原论》、《日本尊农论》等著作。同时，还以“千山万水楼主人”的笔名，在《读卖新闻》上连载专栏文章《社会主义评论》，以其见解独特、文笔畅达泼辣，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读卖新闻》的订户为此而激增。河上肇亦因此而崭露头脚。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他深受儒家“义利之辨”和基督教所谓“绝对的非利己主义”的影响，主要探讨当时日本社会面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和“商工业与农业的冲突”问题。他认为“分工的发展，对内破坏了个人经济的自足性质使之趋之于营利，对外则破坏了国民经济的自治性质使之趋于交换”（14）这就造成较之“正邪”而更重视“利害”的国民道德的变化，和在国际分工的名义下，以农业为牺牲而重视商工业的事态。而这两者都将损害国家的安定。河上肇主张谋求“经济与道德的调和”，“商工业与农业的调和”，提倡“尊农论”，企图以此来解决日本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度中所遭逢的社会道德与经济问题，也力求由此而解决他自己所面临的道德理想与人生现实的内心冲突。河上肇的《社会主义评论》也是从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人士社会主义的。他虽批判政府当局镇压社会主义者，认为这违背言论自由，但又表示不能完全赞成社会主义。他虽肯定社会主义者的信仰是“人类平等思想”，（15）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秩序的社会、合理的社会、美好的社会、欢乐的社会、心地善良的社会”，（16）但又认为社会主义以“物质的幸福为目的”，有偏重物质而轻视道德的倾向，而“人类真正的幸福应是精神的、道德的。”（17）关于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只要人类未改造为“纯无我纯爱他”的道德高尚的人类，那么，“驱使近日之我利我执人类，使其实行社会主义，余敢断然公信，此无益且不能。”（18）因而，他认为当时的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是“轻举妄动。”（19）
　　1905年末至1906年初，河上肇的生活曾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05年12月，他突然辞去所有教职，也停止了《社会主义评论》的撰稿，投身于原真宗僧侣伊藤证信主办的教坛“无我苑”，使世人惊讶不已。当时的河上肇仍苦恼于道德上的利己主义于利他主义的矛盾。从道德理想主义出发，他认为绝对的利他主义应是无可置疑的真理，而且欲付诸实行，但实际生活中却罕见实行者。当他接触到伊藤证信时，认为伊藤证信是摆脱了利己心而且亲身实践理想的、非利己的“无我爱”的先驱者，于是决心抛弃一切而追随伊藤证信，为“无我爱”的实行与传道献身。他在《社会主义评论》的“搁笔之辞”中说：“余浅学下根而今幸得最高真理，入‘夕死可矣’之境。”（20）他似乎以为自己已得到真正的“道”，达到了“闻道”之最高境界，然而，伊藤的“无我爱”主张的真意与“无我苑”的实际生活远非河上肇的一厢所愿，不禁使他大失所望。于1906年2月，他便毅然脱离了“无我苑”。这一经历使河上肇认识到，除应关心个人内心冲突外，还应将自己视为“天下之公器”。（21）而“天下”即是他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欲成为“天下之公器”就要正确认识这一社会，首先要认识其经济活动。这促使河上肇更加努力由利他主义的立场从事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研究。于是发表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多数人的贫困现象的名著《贫乏物语》。
　　二、《贫乏物语》与“孔子之立场”
　　1908年，河上肇应聘到京都帝国大学执教。此后相继担任讲师、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先后发表《经济根本概念》、《时势之变》、《经济与人生》、《贫乏物语》等著作。其中尤以《贫乏物语》影响最大。《贫乏物语》是于1916年9月11日至12月26日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的论文。它以翔实而丰富的统计材料披露了欧美资本主义先进诸国中，伴随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财富增加而大多数人愈加贫困的现状，并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造成贫困的原因与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贫富分化日益显著的日本社会来说，无疑具有现实的警世意义。1917年3月，《贫乏物语》结集成书，大受欢迎，曾再版30次。1920年，又分别以《贫乏论》和《救贫丛谈》两种中译本，在中国出版。
　　河上肇声称《贫乏物语》“欲遵奉孔子之立场论富论贫。”其特色是，不是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将经济问题与人生价值问题相结合，贯串着儒家的“求道”精神。他说：“一部分经济学者虽有以所谓物质文明的进步（财富的增殖）为文明尺度的倾向，但余相信唯有使更多的人闻道，方为真实意义的文明进步。”“财富不过只有作为达成人生目的（闻道是人生唯一目的）之手段的意义。而余希望从人类社会中驱除贫乏，亦仅因贫乏为人类闻道的妨碍。”（22）以这种道德本位主义为前提，河上肇也不否认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他引用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指出“足食是政治的第一要性。足食然后始能养成强大军人而足兵，方能提高教育道德使民信之。”（23）因而他说：“经济问题是最末之问题，而又是最初之问题。”（24）即他认为，从人生目的（即“闻道”）来看，经济问题应是“最末之问题”，但若从达成人生目的的手段来看，它又是“最初之问题”，力图说明物质利益追求与人生价值的关系。
　　关于造成大多数人贫苦的原因，《贫乏物语》认为，不应从分配论的角度去考察，而应从生产论的视点去认识。它认为大多数人陷入贫困状态主要是因为“大量生产无用有害的奢侈品，”而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则甚告缺乏。（25）这种情况亦与“今日的经济组织”有关，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制度下：“制造物品是为了一任个人赚钱。”（26）于是《贫乏物语》提出以下三项消除贫困的对策：1、“世之富者自动废止一切奢侈浪费”；2、“以某种方法匡正明显的贫富悬隔”；3、“为此而改造现时的经济组织”。（27）第一项对策显为空想，第二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