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叔先生简介
高平叔（1913年-1998年），原名乃同，汉族，江西都昌人。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蔡元培研究专家。是国际经济研究所（现商务部研究院）创始人，在国际经济及对外贸易方面，著译颇为丰硕；尤在蔡元培研究方面用力最勤、成绩最多、影响最大。曾担任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秘书；中国蔡元培研究会重要创始人，副会长。高平叔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新社会科学研究院。历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筹备主任及研究员，纽约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及研究员，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中央贸易部中国国际经济所（现商务部研究院）所长等职。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兼职研究员。
突出贡献
高平叔早在16岁时就受知于蔡先生，后襄助蔡先生做研究工作，搜集整理资料，代拟文稿。蔡先生对他的作品竟是逐字逐句推敲。有人开玩笑地说：“你简直是蔡先生晚年亲自指导的一个研究生。”自从1935年蔡先生嘱托高平叔为他编文集和传记以来，高平叔先生已编著出版蔡元培全集、选集、注释本文集、传略、年谱简编等近四十册，计一千四百余万字。蔡先生的一些言行，高平叔可以说是亲耳恭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因此，高教授是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最合适的人选。高平叔先生以年近九旬高龄，为完成“蔡元培研究三部曲”（蔡元培全集、年谱长编、大传）而日夜拼搏。现全集、长编已面世，而大传尚未竣稿。惜天不假年，高平叔先生宏愿未成完璧而仙逝。蔡元培先生被尊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高平叔先生为弘扬蔡翁精神，孜孜以求，重诚守诺，奉献终身，其道德文章、高风亮节也在学术界树起了一座丰碑。著作目录
蔡元培文集、蔡元培全集、蔡元培美育论集、蔡元培哲学论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等献身蔡元培研究的高平叔
献身蔡元培研究的高平叔□高成鸢
蔡元培先生是现代中国的教育与学术的宗师，是华人世界中不分党派无人不敬的人物。曾有报刊刊载了天津南开大学教授高平叔先生的文章《六十年前的嘱托：我和蔡元培的一段文学因缘》，这是新出版的《蔡元培年谱长编》自序的一部分，交代了他受蔡元培先生亲自嘱托编全集的经过。
接受嘱托时，高先生还是20多岁的青年，到他完成为蔡元培全集详加注释的伟大工程的1998年，他已变成耄耋老人。他把一生奉献给蔡元培研究，从1935年就下工夫收集整理资料，抗战爆发，积累的成果散失殆尽。高平叔先生说：“终天抱恨，莫过于此。”他本人的专业是经济学，已经卓有建树，他舍弃专业从美国归来，就为便于从事蔡元培研究。但“文革”中又下放改造，直到1977年北上，又经两年的奔走求援，始得定居天津。使他痛心的是浪费了大好年华。
后来蔡元培的研究也要首先突破禁区，其标志是1980年北京举行蔡元培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会和北京大学成立蔡元培研究会，对于这两件事的促成，高先生起过重要作用。高先生深知自身使命的重大，他在编《全集》的过程中，给自己外加了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的艰巨任务。经过15个寒暑，近两百万字的巨著，终于与《全集》先后问世。学术界一致认为，《年谱长编》的难度和意义都超过《全集》。例如书中根据先烈杨杏佛之子提供的证明，破除了历史谎言，澄清了胡适先生退出人权同盟事件的真相。
此外，高先生还应各方面的需要，编写了众多的蔡元培专题言论集。我想超强的精力耗费必定会伤及老人的身体，以致缩短了他的寿命。主要使命勉强完成，他就离开了人世。我因供职于图书馆，眼看这位老者搬运大摞旧报刊埋头翻阅，助手也没一个，受其感动，加上我对蔡先生的崇拜和黄钰生老馆长的特别授意，我为他的事业奉献了一些业余时间。最繁重的是他为《全集》加注释，需要查找生僻文字和典故。接到他家人的讣告电话时，我不仅想到某学者为他写的诗：蔡氏言行信足传，高翁秉笔竟遗篇。
千金一诺情何重，心力抛残六十年。正是赖有高平叔这样的仁人志士，蔡元培先生开拓的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伟业才能够薪尽火传，以至永远。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纪念高平叔先生
□ 于今
除去少数的先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是难以捉摸的，很少有人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命运，只有在蓦然回首时，才惊讶的发现，自己踏出的原来是这样一条人生的轨迹。
我就常常疑惑，我不是想做将军的吗？我不是学管理的吗？我怎么会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把三十多年的人生历程认真检点一下，我终于慢慢的想通了。
不论你走的是哪一种人生路，只要你细细思量，你会明白，一点点偶然，一点点机缘，铸就了今天的必然。
1986年，我十六岁，正在求学的年纪。突然接到一项任务，去帮一个叫高平叔的南开大学老教授整理东西。那时的我少不更事，不知道高平叔是何许人也，心想：教授大概就是一个戴着老花镜的白发苍苍的老头儿吧。
到了高先生家中，我确实吃了一惊，倒不是高教授的形象与我的想象有什么差别，只是觉得这屋子太小太旧，里面又塞满了书，我还从没见过有人家里有这么多的书！
高先生从书堆里站起来，很和善的招呼我。我这时才知道，我的任务就是帮他整理书籍和资料。
高先生那时已是七十多岁了，每天从早上到深夜只是钻在书堆里。偶尔探出身来，让我帮着看看稿件，查查资料。那时的我，满脑子本来都是军事和战场，现在整日盯着一堆书和在一个在书中自得其乐的老头儿，觉得好生奇怪。
两个月过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但高先生要求我再多留些日子。
我又在高先生身边呆了四五个月，在这段日子里，高先生与我的交流多了起来，我知道了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原来他的妻子是刘海粟的学生，在文革后不久就去世了，谈起这些，高先生总是忽而伤感，忽而快活，手中还不时摩挲着他妻子的画作。在这段日子里，高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也多了起来，查资料，校稿件，忙得我不亦乐乎，的确，当时我很快乐，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老头。
我要回部队了，高先生临别时送了我两样东西，一样是蔡元培文集一至五卷，是他的学术之大成，至今还在我的书柜里；一样是一本集邮册。
后来，只要到天津，我还是会去看望高先生，但总共也只有三四次。
后来，我知道了高先生的价值。高先生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新社会科学研究院。历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筹备主任及研究员，纽约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及研究员，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中央贸易部中国国际经济所所长及研究员等职。在国际经济及对外贸易方面，高先生早已是有成就的学者，著译颇为丰硕。然而，1979年他却放弃自己的专业而全力以赴地转向蔡元培研究及其著作的挖掘整理，个中缘由，只为一诺。
原来高先生十六岁那年，也见到了一个大人物，即是蔡元培。
那时高先生还是一名中学生，而蔡元培已62岁，二人接触之后，交往日深。1935年，蔡先生提出让高平叔为他搜集和编辑一部《文存》。在之后的六十年中，高先生编订蔡元培“全集”、“选集”、注释本“文集”、“书信选”以及“传记”、“年谱”、“年谱长编”等近30种，总字数达一千万以上；此外，高先生还把蔡先生一生言行，列为几十个专题，分别独立成篇地进行研究，写出论著40余篇。虽然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海内外的高度评价，但当高先生实现了“向中国历史交卷，亦向中国伦理道德交卷”之时，他本人已届耄耋之年，85岁高龄了！
有学者评价说：“高平叔的一言承诺，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而且做到了义无反顾，无私奉献的地步。他这一生，几乎皆为蔡先生奉献，这样执着的‘傻人’，真是举世难找第二人”！
后来，到了1998年，高先生去世了，而我正因为出了车祸，躺在病床上，终于没能为他送别。但我知道我在他身边短短的几个月，在我一生中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