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农村社会学家
乔启明（1897—1970），字映东，男，汉族，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人。农业经济学家。乔启明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刻苦好读，在长兄的资助下维持学业。初入运城河东书院，完成学业后，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后进入金陵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系，1924年毕业，留校任教。
当时，美国洛氏基金会出资委托金陵大学启动“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项目，由美籍教授卜凯主持。乔启明有幸成为项目组成员，担任调查部主任。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率领调查队赴陕西等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当时军阀割据，匪盗横行，农村更是落后贫困，动荡不安。乔启明和调查队在调查过程中，曾遭遇土匪劫车，险象环生，所幸人员和资料安然脱险。乔启明根据此次调查，完成了著作《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可谓这方面领域的开山之作。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严谨缜密的论述，对当时中国农村土地的利用配置状况、农作物的分布及产量水平等等，均作了客观如实的反映，并对如何更好地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资源的价值，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此项研究成果，深得学术界好评。乔氏的理论观点，后来逐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的一个学术流派。
1931年，乔启明赴美国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村经济学。他已有相当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实践，所以学习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学业可谓突飞猛进，终于顺利地获得了硕士学位。
乔启明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学人才奇缺，自己既然学有所成，就应回国出力。于是，毅然离美回国，在母校金陵大学担任农村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学界的权威，他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在为祖国培养大批农村经济学人才的同时，他还在离南京不远的安徽和县设立农业经济实验区，以贯彻落实他的改良主义主张。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金陵大学迁至四川。他又在成都附近的温江县设立另一个实验区。他不是个政治家，当时没想用革命的手段去改变一切，而是想用改良的手段去促使中国农村的进步发展。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学者，其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不应对他苛求什么。而他那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作风，更是应该大大提倡和赞许的。
根据两个实验区的探索成果，乔启明又推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仍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著作影响甚大，曾被许多农业院校采用作为教材。
1941年，乔启明经历了人生道路的一次转折。他辞去教职，应国民政府经济部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穆藕初（著名的民族工业资本家）之邀，担任该会副主任委员。两年后穆氏去世，乔启明又担任该会主任委员，主管国民党统治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工作。他还曾担任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处长等职。当“官”以后，他算是大开了眼界。在长期的亲身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内战政策，已使中国农村经济遭到严重损伤而濒临破产边缘；单靠他所主持的这一支弱小的农业技术推广力量和一点微薄的农业信贷资金，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他对自己的改良主义主张产生了怀疑，而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命运，必须要有更大的社会动力——革命。
抗日战争后期，乔启明参加以许德珩为主要领导的、以进步教授为主体的“民主科学社”（“九三学社”前身），为争取民主和进步贡献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反蒋大同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全国解放，不顾个人安危，进行工作和斗争。原来主张改良主义的他，此时已完全变成一个坚决拥护革命的爱国者。他在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只有采用武装革命，推翻吃人的旧社会，建立人民的新政权，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才能彻底改变落后面貌，获得真正的发展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乔启明来到首都北京。党和政府很重视这位享有盛誉的资深学者，任命他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管理局副局长，并推选他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1958年，他应山西省人民政府之邀，愉快地由北京返回山西，任山西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前身）副院长。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为祖国和家乡的现代化建设效力，他自然是心情舒畅，干劲倍增。返晋以后，他还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三届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员，成为山西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具有留美经历和担任过国民党政权职务的乔启明，遭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此时，他已年届古稀，身体十分虚弱，当然经不起折磨。终于在1970年一病不起，在太谷撒手人寰，享年73岁。斯人已去，芳名永留。乔启明的传世遗著，已成为宝贵的历史文献，成为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乔启明，农村社会学家、农业推广专家。抗日战争时期及其前后，在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甘肃、湖北等省创设农业推广实验县，对巩固与发展后方农业生产，功不可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农业金融和农业教育工作，著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等。
乔启明，字映东，1897年12月28日（农历12月初五）出生于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太侯村。早年丧父，由长兄乔禊亭抚育成长就学。当时晋南农村社会风气闭塞，而乔禊亭在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且参加同盟会。乔启明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学习成绩优异，由山西省政府以公费保送他和另外13名山西籍学生到南京金陵大学农科肄业。其中有4名成绩优良毕业后留校任教，乔启明即其中之一。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是1921年美籍教授卜凯（J. L. Buck）在该校任教时创建的，为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建系之初，人手很少。乔启明于1924年夏毕业，是参加该系工作的第四人。
因为乔启明青少年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农村，目睹乡村人口众多，耕地狭小；社会风俗沿习于近亲缔姻，早婚多育；迷信鬼神，缺乏娱乐，对农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现象感触甚深，在金大学习和工作期间，一直致力于农村社会、农村组织、租佃制度和农村人口等问题的研究。
1932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资送乔启明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在此之前，他除参加卜凯主持全国性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外，还在人口与生命统计研究方面，负责主持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江阴县肖歧镇和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山西省清源县以及豫、皖、苏、陕4省8县11个地区等4次农家人口和社会调查，调查抽样少者百余户，多至五千余户。1925年，他在江苏省昆山县、南通县及安徽省宿县对租佃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从美国回来以后，进行豫、鄂、皖、赣四省租佃制度调查；抗日战争期间又在他的指导之下，对四川一些县份进行租佃制度调查。他以中文或英文发表的调查研究报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1935年日本进步学者泽村康博干教授曾向当时留学日本的罗俊（农业经济学家）推荐《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租佃制度调查报告》，并说这是一本实地调查的好书。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充实了乔启明本人讲授的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又是后来在他的理论专著中的重要论据。
1942年以后，乔启明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推广和农业金融事业的实践方面，除了直接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四川温江以及江苏南京燕子矶、秣陵关等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农业推广示范区外，还在推广农业委员会的资助和督导下，在后方一些省建立了以乡农会为基层组织的农业推广实验县。他主张借助农业贷款，辅导组织农会，建立产销合作，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以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文化。他把农村建设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互相促进取得综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一定成绩。
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的中共党员罗俊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谈到乔启明到中国农民银行任职之事，周恩来表示“乔是正派学者，有爱国民主思想，应该团结争取。同时认为农民银行是重要机构，在农村可以多少做些工作来支持抗战。”
全国解放前夕，乔启明留在上海，坚拒随中国农民银行撤往台湾，其夫人被迫先去广州，他亦安然不为所动，并劝信得过的同事坚守岗位。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组织上安排他去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总行领导对乔启明甚为器重，并有意接受他关于设立农业合作银行的建议，后因精简机构停顿下来。1958年，乔启明调任山西农学院副院长，协助他的同学王绶院长主持院务。他工作谨慎，胸怀开朗。“文化大革命”期间，夫人不幸去世，3个女儿又都不在身边，形单影只，生活孤独，1970年即与世长辞，享年73岁。生前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